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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蒋老师诉说20年的艰难，韩青、韩增玉唏嘘不已，安慰她不要着急，现在中央已有文件，我们就是专门为此而来的。
蒋老师听了，千恩万谢而去。第二天，她又来到招待所，拿出了刚刚收到的刘时平自北京拍发的电报：“苣：我已三恢复。平。”
连带标点不足10字，不但使韩青、韩增玉看到了这对几十年患难夫妻的深厚感情，更让他们感觉到报社复查工作进展很快，促使他们加快复查速度。他们对蒋老师说，你不必着急，今天我们就往回返，你不用回北京了，就在这里听消息吧。
根据蒋老师提供的线索，韩青他们与织金县委联系后得知，赵克惠原在县五金公司，后改做教师，为照顾夫妻关系，已于1976年9月8日调往河北乐亭县工作。
韩青于当日即用长途电话报告报社，建议报社另派人去乐亭联系。
转往江西和河南
离开贵州，韩青他们转向江西、浙江，于11月11日来到合肥。原先，他们只知道陈国安、林安乾、方达3人下放在安徽，具体地址单位不详，于是到省委作进一步了解。
安徽毕竟是东部省份，交通便利，领会中央文件精神比较透彻。韩青、韩增玉敏感地发现，此时人们介绍起“右派”言行来，已经有很大变化。过去一说右派，马上指指点点，不是说人家思想反动，就是罪恶滔天，全是负面语言，提到优点也是“道貌岸然，伪装进步”之类。现在，人们的看法变化了。
安徽劳动大学组织部介绍陈国安的情况说，他是今年4月调来的，来后本想让他休息一下，可是他不休息，调来第二天就上班了，而且每天上班最早。来后让他在图书馆搞外文编报，他很热心，工作态度与人际关系都好。业余时间让他辅导全校的英文教学，他也很负责。陈国安对自己经历1957年的惨痛从不隐瞒，对“文革”是不满意的。因此，对陈国安，领导满意，群众反映不错。
听到这样的反映，韩青、韩增玉马上就判断，当年对他肯定是搞错了的。
接下来，他们赶往安徽白湖农场，又一次得知了令人痛苦的消息：被遣送在那里的报社“右派”林安乾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白湖农场负责落实政策的人员介绍，林安乾工作积极，已经当上了小组长，然而周围人的眼里他永远是个右派，即使摘了帽子，“摘帽右派”的名声还是挥之不去，有一些人总是对他讽刺挖苦，百般刁难。“文革”风暴卷来的时候，30多岁的林安乾还没有成家，眼看面临又一轮的斗争，遂投湖自尽。说到这里，农场干部对这位惨遭不幸的新闻工作者深表同情，答应立即把档案材料寄给《人民日报》。
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生命数字。经历了“反右”的难言摧残，到“文革”中，32名“右派”中有4人自杀：副总编辑黄操良、农村部副主任刘晓唏、团员林安乾和国际部编辑胡平。如加上反右运动开始时自杀的副总编辑杨刚，则达5人之多。
在安徽调查之后，韩青、韩增玉来到河南，算了一下行程，从报社出发至今已经35天。为尽早完成任务，他们决定由过去的两人同行，改为各跑一路。韩增玉费了很大劲从报社一位叫秦永的老人那里打听到张恩铭在宁陵工作，即赶往那里。韩青则先到河南大学寻找杨建中，即毛泽东于20世纪50年代写下长长一段文字表扬过的“向大人物挑战”的两个“小人物”之一的蓝翎。
出于对《红楼梦》的喜爱，韩青在中学读书时就对亮出自己“红学”观点的两位“小人物”很崇敬，没有想到其中之一也成了“右派”。而且在1961年7月遣送河南的时候还没有摘帽。不过这位蓝翎终于在当年年底摘帽，几经辗转，待“文革”终了，他来到河南大学中文系任教。
恰好这天杨建中不在学校，河南大学“运动办”和中文系领导向韩青作了介绍。他们说杨老师信息很灵，11号文件还没传达他就听说了，55号文件他也比学校知道得早。组织上与他谈话，蓝翎说他的“右派”肯定是搞错了，要求甄别。上周他已写出正式材料通过统战部转送。现在面对《人民日报》来人，校人事部门当场答应，尽快把杨建中的档案寄往《人民日报》。
接下来，韩青为找到李右到驻马店空跑了一趟。地委对李右的情况不了解，只听说他现在确山县。到了确山，才知道李右回了郑州。韩青又赶回郑州，费了一番周折，才在一排低矮平房前见到了黑瘦沉默的中年人李右。而这时的李右，已经改名为李佑了。 韩青上前自我介绍，说明来意，还问老李对1957年问题的看法。老李自然不认识韩青，说话十分谨慎。这是韩青此行的又一个感受，经历了20年的蹉跎岁月，不管这些人当年是多么活跃，苦难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性格。少语和沉默，是这个群体通常可以感知的性格特征。
接下来，韩青来到安阳，寻找那里在“棉花办公室”工作的吕建中。当地人都说根本没有这个单位。韩青继续打听下去，终于弄清楚，离开安阳三四十里外有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棉花研究所，正是吕建中所在单位。
韩青坐长途汽车赶去，这个所的领导给予吕建中全面的肯定，说老吕在那里主办《棉花》杂志，从人品到思想，从工作态度到编辑能力，都是好的。办《棉花》杂志，从组稿、编辑、纸张、校对，几乎全靠老吕了。这位领导还说，老吕对一些政治问题的看法也客观公正，在“文革”中因对江青表达过不满而受过审查。看来，当年把他打成“右派”是难以理解的。
韩增玉离开宁陵后，又去寻找了孙乃。他也带着当地对孙乃的肯定回到了郑州。
全部是错案，全部予以改正
韩青、韩增玉于12月2日回到北京。他们连续外出40天，所经大小城镇28座，总行程约1万多公里，找到了蒙受委屈的十多位同志，将他们的档案借回报社，为下一步复查创造了条件。
就在他们出差外地的同时，对留在报社的“划右”人员的复查已在进行并很快取得成果。其实，这些遭受了不公命运的老新闻战士，早已提出申诉了。1978年夏天，刘衡给邓小平和胡耀邦各去一封信，要求复查自己遭受的“右派”冤案。胡耀邦对刘衡的来信作了批示，转到了《人民日报》。他写道：“此人我不认识，请你们酌情处理。”这时，秦川已调到《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他在延安的时候就知道记者刘衡，很快派人找到刘衡，打算先摘掉她的“帽子”。
谁知刘衡的态度非常倔强，她说：“我从来就不承认我是什么‘右派’，你给我摘什么帽子？”她要求的是完全纠正错案。结果事情就僵持住了。直到1978年冬天，拨乱反正潮流涌动，僵局被打破，《人民日报》成为最早“改正”的单位。1978年12月8日，报社召开大会宣布：为黄操良（已逝）、高粮、刘时平、刘衡、蒋元椿、季音、习平、裴达、田兰坡、杨春长10人“改正”，恢复党籍和原工资级别，安排适当工作。
复查工作继续进行，到1979年春天，报社确认在1957年运动中所划的32名“右派”和1名“坏分子”全部是错案，充分说明《人民日报》1957年“反右”并非“扩大化”，而是全部搞错了，依照政策全部予以改正。
（本文在成稿过程中得到韩青、韩增玉同志的热情帮助，采用了他们提供的材料，在此致谢。）
“双规”的办法要不要改一改（外一篇）·邵燕祥
前几年，乍一接触“双规”两个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向一位媒体人打听，才知道指的是“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或日对调查所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我当时恍然说，哦，就是“隔离反省”啊，这是过去“组织上”审查干部的轻车熟路。
后来发现，每逢报道反腐案件取得进展，哪儿又抓出一个或一窝贪污犯来，都是先从有关人员被“双规”开始。这“双规”成了纪检部门的一个新式武器，至少也是一个反腐取胜的入口。
反对贪腐，吾所愿也，被“双规”的多半是贪污受贿的犯罪嫌疑人了，便想这是恶有恶报，甚至觉得应该“双规”的比已经“双规”的人数要多。“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吧。我敢说这种心理不是我所独有。虽没有经过民意调查，但对这个“双规”好像一般人并无恶感。
由于这种“双规”该是另有规章，绝大部分都是悄然进行的，不说秘密，至少也不张扬。一般人的感觉就是“进去了”，仿佛等同于进入了法律程序，由检察机关发出了逮捕令似的。谁去管它跟历史上的“隔离反省”有哪些异同，或是也有“双规”后宣布清白的呢（这是逻辑推论，实际上恐怕少之又少；有些被诬而致“双规”的，也往往不是很快能澄清的）。
文革结束以后的“拨乱反正”阶段，我们揭批了“林彪、四人帮”的无法无天，包括私设公堂、非法拘禁一类罪行。后来发现虽“拨乱”也还“反”不了“正”，因为许多做法其来有自，如在文革前，远的不说，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各级党政机关都有权对所属人员搞“隔离”：另辟一室，不准回家，不准跟人联系，由保卫人员看押，轻者类似军队中的“关禁闭”，重者则如同监狱里的“蹲小号”。1952年“三反”“五反”时对大中小额“老虎”是这么干的，当时还没有宪法；1954年有了第一部宪法，明文规定了对公民各项权利的保障，但转过年来反胡风、肃反运动中还是这么干的。至于文革，不过是登峰造极罢了。
然而，一般党政机关单位（或特指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限制人身自由么？
这样一想，我们这里现在实行的“双规”办法，其合法性不是也颇成问题了吗？
我们要建设法治国家，不是任何人、任何社会团体都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而无权超越宪法和法律吗？
由党的纪委执行“双规”的范围，据说在某些地方已经由党内扩大到党外，由“干部”扩大到“群众”，成为“法外之法”（以至在个别地方沦为“生财之道”）；但即使只限于党员干部，实施这种拘禁式管理，不也是于法无据吗？
我这些想法，朋友间有的赞同，有的却说：“双规”还是行之有效的，你这不是站到那些被“双规”、该“双规”的犯罪嫌疑人一边，替他们讲话了吗？没有“双规”，他们不是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进行反侦查、串供、毁灭证据乃至灭口等犯罪活动吗，你这提法是要给反腐败设置障碍呀！
问题提得够严重。然而，还有什么能比执纪执法过程中越出宪法和法律的措施更严重吗？
“双规”也许有一定的效率，把对贪污受贿一类违法犯罪的侦察和预审“毕其功于一役”了。然而，如果不由党委纪委越俎代庖，取代司法部门的功能，我们的公检法就无能为力吗？或者说，党委纪委是党内的公检法，负责涉及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刑事犯罪的审查和定案，国家公检法部门则只负责不涉及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刑事案件——也许实际上是这么分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