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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两条我国主要历史教训，第一条已开始改正，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第二条一建设民主政治——却至今还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取得多少进步。
相反的情况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和意识形态领域里，我们仍然常常拒绝接受人类先进的文化遗产，把包括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道主义以及一些现代人文知识在内的现代政治文化仍视为反动、腐朽而加以排斥和打压。且不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宣部一位处长秦川在起草的文件中写上自由、平等、博爱而受到严厉批评的事，就是八十年代的中国也还是不容许有自由、民主观念。这在中国共产党并非偶然，而是有悠久历史渊源的。
自从1938年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以来，自由主义一直是个贬义词。“自由”属于资产阶级，非无产阶级的观念。1950年代苏共有人批评中国的“双百方针”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政策。刘少奇曾辩解说，我们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词竟然“为我所用”，成为打人的棍子。自1980年代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浪接一浪，对自由、民主、人权、人道主义的任何讨论都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好像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装进去了就可以批判。
在此政治环境下，耀邦主持起草的《决议》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概念正名，肯定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顺应民心、顺应世界先进潮流，是要有勇气的。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解读《决议》，也看到了它的不足之处。
《决议》全篇贯穿政治体制改革、公民教育、扩大民主和加强法制的思想，却没有一处讲到宪法要实施，没有明确提出要进行宪政建设。
《决议》中关于培育公民的要求对于形成现代公民社会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没有明确提出宪法的作用是维护公民权利、是限制政府的权力、限制政府官员权力滥用。只要求党员遵纪守法，没有提对政府和官员的要求。什么原因呢？是反映了当年我们党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抑或是党内激烈的政治斗争形势使然？据说，《决议》起草过程中曾广泛征求意见，征求的对象党内大约有两千人，党外也有几百人，有过一些争论，但是好像没有人对培育现代公民、对宪法的实施和宪政建设提出问题和意见。
至于《决议》中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则更是为求得文件通过而作出的妥协。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不写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当然是不行的，征求意见时有人反对也不许可。讨论时陆定一就坚持反对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后，《决议》保留了那段话，对于耀邦来说，也是一种无奈！
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同情、姑息知识分子，竟会成党的总书记被非法围攻、逼迫辞职的一大罪状！
耀邦同志被迫辞职，“邓胡赵”体制解体，耀邦同志去世以及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不幸事件，延缓、贻误了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和实现政治民主化，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铸成我们国家民族永远的遗憾。
重读二十年前耀邦同志主持起草的《决议》，我认为即使其中有上述的不足之处，有许多不得不然的必要妥协，仍然使我再次深刻感受到耀邦同志思想的光辉！在那样严峻而且险恶的政治斗争环境里，他坚持要搞政治体制改革，要进行公民教育，主张精神文明要实行对外开放的国策，勇敢地肯定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和人道主义这些人类文明的成果，坚决摒弃了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精神文明的提法，所有这些都使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更加符合实际。
我们今天怀念耀邦同志，完全有必要重新解读认真思考二十年前由他主持起草、中央全会通过的这个《决议》，深刻认识其主要思想对当今中国政治走向具有的现实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民主思想的误区·郭德宏
毛泽东一生追求民主，对民主有过很多精彩的论述，很多论著对他的民主思想评价甚高。然而终其一生，他并没有建立起一套真正的民主制度，而且给全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民主思想中存在很多误区和局限。下面，仅对其中的几个问题作些分析，并谈谈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
“民”：全体还是多数？
研究民主问题，首先应该明确“民”的含义，即它是指什么人或哪些人。按照通常的理解，“民”一般有三种含义：第一种是指全体公民，即一国之内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第二种是指人民，即排除敌对阶级和敌对分子，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第三种是指与“官”相对的一般群众。按照现代政治学的一般解释，民主之“民”所指的应该是第一种含义。即凡是公民，不管宗教信仰，不管民族归属，都同样享有民主权利。一如伏尔泰所说“天赋人权”，在人类社会，不存在一部分公民剥夺另一部分公民权利的天然正当性。即使是第二种或第三种含义，也应该是指它的全部，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但是毛泽东以为，只要多数人享有了权利就是“民主”。正因为他有这种理解，所以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有关“民主化”的内容删掉了。
在20世纪30年代末，中共中央曾进行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的讨论。在1939年8月23日至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首先提出在文艺“民族化”、“大众化”之外，还应当特别提出“民主化”。张闻天立即表示：“文艺问题我们的方向是民族化、大众化，恩来同志提出民主化是对的。”1940年1月5日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就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所谓“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在1939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也曾提出“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并且提出应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认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但是，在他随后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却把“民主化”的内容删掉了，使新民主主义文化从四个方面的内容变成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方面。
毛泽东之所以做出这种修改，有的人很不理解，但有的学者指出，其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只要多数人享有了权利，就是“民主”。所以，他认为有了“大众的”说法，就可以不要“民主的”说法。他这里说的“大众的”，并不是指全体民众，只是大部分民众的意思，即“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注。，主要是工农兵，并不包括其他的阶级、阶层。其实，这是毛泽东对民主的一种误解，认为只要多数人享有了权利就是“民主”了，而没有把民主看作全体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他把有关民主化的内容删掉，更是不应该的。后来可能是毛泽东自己也觉得这样做不妥，所以在修改《新民主主义论》时，又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这句话的后面，加了“即是民主的”几个字。但我认为，即使加上了这句话，仍不如“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提法更全面，更科学，因为“大众的”主要讲的是文化的服务对象和普及问题，与“民主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而民主是五四运动的两面大旗之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只要科学，不要民主，确实是这部著作的一大缺陷。
民主有一个重要含义，即不仅尊重多数人的权利，还要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由于毛泽东认为多数人享有了民主权利就是民主，就忽视了少数人的权利，使他们的民主权利不能得到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应该享有宪法赋予的民主权利。如果仍然认为多数人享有了民主权利就是民主，那就必然忽视少数人的民主权利，就不能实现全体公民的民主。
民主：目的还是手段？
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有的认为民主是目的，有的认为民主是手段，莫衷一是。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理解。对于建立民主制度来说，它应该是目的。从民主属于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这个层面来说，它又是手段。
对于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的问题，毛泽东都曾说过。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多次提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的专政目标，并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中国的根本的政治制度，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的政体。后来他又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这都是把民主作为目的来说的。但是，他更多地是将民主看成手段和方法。他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他还说：“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
由于毛泽东更多地是把民主看作手段和方法，所以他在关于民主的论述中讲得最多的是民主态度、民主作风。1944年6月12日，他在答复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记者的问题时说：“民主必须是多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所谓军事民主，就是“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都应该“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这实际上说的是一种平等的民主关系。关于民主作风，毛泽东就讲得更多了。例如共产党员要“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要提倡民主作风，反对强迫命令”；“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等等。
即使作为根本制度层面的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在毛泽东那里，也更多地是作为手段和方法来讲的。例如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就指出对于人民内部的问题，“解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