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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作为根本制度层面的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在毛泽东那里，也更多地是作为手段和方法来讲的。例如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就指出对于人民内部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1950年6月，他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再次指出：“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对人民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再
次指出：“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关于民主集中制，他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反复强调：“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所以，“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这就是说，民主集中制也是为了达到更好的集中的手段和方法。
由于毛泽东过多地强调民主是一种手段和方法，就减弱了民主的目标意义，降低了民主的地位，使它变得可有可无，从而忽视民主制度的建设。因为从理论上说，目的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易性，手段则具有多样性和可易性，如果将民主只是作为诸多手段和方法的一种，那就可以采用，也可以不用，可以改变，也可以抛弃，想用的时候就用，不想用的时候就不用。所以，毛泽东始终没有建立起一种真正的民主制度。他虽然多次说过新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比资产阶级民主更广泛得多的民主，并在宪法中对公民的民主权利做了一些规定，但广大的人民群众并不能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各级政府的领导人，也没有真正享受到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制度：是民主制，还是“民主集中制”或集中制？
长期以来，民主集中制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根本的政治制度。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此后，他就一直强调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并说：“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看起来是非常完善的。但是，这个理论和制度存在重大的缺陷，即它的实质在于集中，民主不过是达到更好的集中的手段。
其实，实行民主集中制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他们认为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包括革命胜利之后所建立的社会，都应该实行民主制。后来列宁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提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党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起初只提集中制）。十月革命后又把这种制度扩大为苏维埃国家体制的指导原则，甚至还把它列为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成为加入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必须遵循的原则。按照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理论，重大问题虽然要由集体进行充分讨论，而且讨论自由，允许党内不同意见的发表，但其重点和目的都在于集中。中国共产党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从成立之初就接受了这个理论，并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以至全社会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在革命战争年代，实行高度的集中制是必须的。但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仍然实行这种制度，就没有必要了，只能妨碍民主的实行和进步。
由于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在于集中，所以在这种制度下，民主是被虚化的，是没有保证的。因为既然是手段，就可以要，也可以不要，完全由领导人的意愿所决定。因而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结果，是全国的权力集中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内，集中于各级党委；在各级党委中，集中于第一书记；最后，全国的大权都集中于毛泽东一个人手中。而人民甚至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民主权利，都少得可怜，所以毛泽东不得不一再发出“扩大民主”、“让人讲话”的号召，甚至把话说到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的严重程度。
过分的集中，必然导致个人的专断和专制。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中曾说：“要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有的人记录为毛泽东提出要“马克思加秦始皇”。有了秦始皇极权专制式的集中，哪里还有什么民主？还有马克思所说的民主制？正如杜光先生所指出的：由于过分强调集中，“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就成了走向极权专制的捷径。……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推进党内民主的拦路虎、挡箭牌，要实现党内民主化，把党建设成为民主的政党，就必须取消民主集中制”。我认为他讲得是很对的，应该回到马克思所说的民主制。
途径：是“由民做主”还是“为民做主”？
由民做主和为民做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由民做主，公民无须通过自身以外的主体而自由地表达意愿，并且直接行使权利；为民做主，则是公民自身以外的主体代替公民表达意愿，而且代替公民行使权利。
在毛泽东关于民主的论述中，人民民主即“由民做主”是一条重要原则。1939年5月4日，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中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1954年6月14日，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又指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毛泽东却把人民民主变成了他在“为民做主”。
在20世纪40年代回答黄炎培关于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周期律的支配时说的那段名言中，毛泽东就已经说的很清楚：“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44年12月15日，他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中批评许多人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各地应“对此点进行教育，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这种“让人民监督”、“让人讲话”的说法，他以后讲得非常多。对于他40年代的那段名言和让人说话的说法，向来评价很高，但其中的真正含义却很少有人领会，即那都是他“让”人民进行的。一个“让”字，说明了他为民做主的本质。他自以为是代表了人民愿望的，他的“让人民监督”、“让人讲话”就是人民民主。但既然可以“让”，也可以随时“不让”，所以它并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由民做主。
正因为是由他为民做主，所以“人民”的范围是由他决定和区分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当然有着不同的内容。但不管如何变化，除敌对分子以外的一切公民，都应该属于人民的范围。可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很多阶级、阶层和各种各样的人都被排除出了人民之外。最早被排除的是地主阶级，接着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富农、“右派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所谓“坏分子”。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有百分之五的人成为被斗争的对象。很多人今天是“人民”，明天却忽然成了“敌人”，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所以，毛泽东虽然说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但人民的范围却越来越小。
民主本来是和法治密切连在一起的，只有通过具体的法律把民主制度固定下来，民主才能得到保障。但毛泽东并不喜欢法治，而是喜欢人治。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就曾说：“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制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党的决议和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不要法制的“那一套”，实际上就是领导人为民做主。
为民做主实际上潜藏了一个前提：即公民自身以外的主体，能够完全了解并代表全体公民或多数公民的意愿，而且能够完全按照公民的意愿行使权利。然而在理论上，这个前提是虚拟的；在实践中，这个前提存在极大的风险。人们通常看到的情形，恰恰是主体的意愿与公民的意愿并不重叠，相反，常常发生龃龉甚至抵牾。也就是说，为民做主的主体并不能真正反映公民的意愿，因此也就不能按照公民的意愿行使权利。所以，在一些重大决策的问题上，毛泽东自以为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实际上却脱离甚至背离了人民的愿望。导致全局性错误的“反右”运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反右倾”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莫不如此。
不仅如此，为民做主还必然导向个人专断甚至专制独裁。毛泽东晚年的个人专断作风越来越严重，与他把为民做主等同于人民民主、由民做主是分不开的。
方法：是“小民主”还是“大民主”？
“大民主”并不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来的。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针对我国现实生活里，“大民主”（公民参政议政、国家大政方针决策、新闻自由等等）太少而“小民主”（调资、升级、分房等纷争）太多的现象，在中国共产党内就有人提议应该多实行“大民主”。起初，毛泽东并不认同“大民主”的说法，断定这是主张学习西方的“议会民主”，搞什么“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错误主张。他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就曾说：现在一些人“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十几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这说明，毛泽东虽然借用了“大民主”这个概念，接过了这种说法，但他曲解了“大民主”提出者的原意。
但经过反右派斗争，毛泽东赋予了“大民主”以“大批判”的内涵和“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