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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这样多重价值取向中阅读《击水清江》，当讲话、文章和文件围绕一个特定的事件——清江隔河岩工程建设，按时间顺序被汇编起来，而且改变了一般文件的作者无名状态，突显出写作者的主体身份，特别是书中充满情感色彩的自序和正文前所加各段按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不再是枯索的公文，而成为一个历史事件的缩影，成为一段历史的真实再现，成为一种情感的发抒。“文件”在此已悄然发生了质的变化。于是《击水清江》成为了一种记录历史的特殊写作。
这一特殊的写作首先是记录了一个工程的诞生。清江隔河岩工程庞大的规模和科学的价值，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准确地表述和理解，我们只需记住仅建设它就历时8年零6个月。8年零6个月，隔河岩工程的组织者和建设者在想什么，干什么？历史是需要人来记录的。更何况作者本身是工程的组织者、管理者，作为局内人，无论是他对工程的宏观决策、在建设过程的身体力行，还是他点点滴滴的所思所感，都是旁人难以细知的。虽然本书作者放弃了常见的回忆录式体例，没有对其文字进行系统的归整和情感的提炼，而是将原始素材一览无余地展现在读者跟前，却赋予文本更多历史自身的色彩，使它本身即成为历史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一种经过事后重新书写的历史。
这种记录不独属于隔河岩工程，它还保留下了工程所历经的时代的烙印。作为一部特别的作品，《击水清江》不同于一般写作多在相对集中的时段完成，尽管后者也可能在不同程度上真实地反映时代风貌，前者却是时代最如实的产物，虽说记录的是水利建设，从中不难窥出一段时代的社会经济史、观念史。从1986年国务院确定兴建隔河岩工程，到1987年正式动工，再到1994年发电机组全部投产，所历时的八年多时间，恰是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体制和价值观念上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阶段。隔河岩工程主管部门的更迭变化折射出中国机构改革的步履，始终离不开资金、设备等物资筹措和运作的工程建设史更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转换、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史的缩影，而这一切又可以归及到人的观念变迁史。正像作者在书中所写“山在变，水在变，隔河岩也在变，清江也在变。而最重要的是人在变，人的观念变了。”当我们看到一段段自己熟悉的历史在作者笔下再现，不得不感叹这种特别的写作方式亦是别有一番魅力在其中。
笔是用来记录历史的，也是用来抒发情感的。在工程建设的8年多时间内，作者自始至终将其指挥完成，而对它的魂牵梦绕更可以上溯到30年前在鄂西生活和工作时将清江视为母亲河的岁月。当年那个畅想清江未来的年轻人，如今这个将自己人生大半岁月与清江相联的老人，仍在牵挂清江流域的发展，期待明天的辉煌。当一个人用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做着同一个工作，直至完成。给后人留下的不仅是丰碑式的工程，更有凝聚其中的心血和汗水，智慧和勇气。尽管高坝没有刻下建设者的名字，但它本身就是由建设者的心血浇铸。我们应感叹的是生命的短暂，一生又能完成多少个这样的工程？或者应该自豪，一生当中竟然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工程！文件的写作本无需写作主体情感的介入，但当一个个原本很少主观情感色彩的文本，集结为一个工程的建设历程的记录，更成为其撰写者心路历程的记录，含而不露地包蕴了作者的深情，两千多个日夜为工程之喜而喜、为工程之忧而忧，尽管他无需再在其中渲染、增添情感的成份，《击水清江》中那份浓浓的情感依然透过文字，流淌开来。书前自序更是将写作者作为情感主体突显出来，牵引着读者带着肃然之情去回头看看他所走过的路，看看隔河岩的路，看看人类在科学地利用自然资源中所走过的路。
虽然王利滨同志早在六十年代中期就发表过在全国产生很强烈反响的报告文学作品，以后也保持着与文学的不解情缘，但《击水清江》并非典型的文人写作。或许正如一位作家所坦言，有些人文知识分子对某些大型水利工程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怀疑和忧虑，大约因为水利工程兴师动众、规模大、周期长、耗资多，更关涉人类生态的变化，这一切最易触动人文知识分子从“人”出发的情感立场，在他们的写作中，更多以从人/自然的关系为出发点，对水利工程常常持质疑、反思姿态。水利工作者们自身留下的文字又多具极强的专业技术性，多为科学性的论证。《击水清江》的出现，超越一般的文人视野，又不爱专业术语和技术问题的局限，展示水利人——着眼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着对人类和科学伟力的信仰的群体，同样有血有肉、有情有感地在辛勤工作着。人文和水利工作者立场的不同不能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都只有各自把自己交给历史，让时间作出回答。作者那种造福于一方百姓的真诚，那种对科学手段的自信，那种功过自有后来人评判的坦荡，让我们领略到的则是可以与真诚的人文知识分子相通的写作的情怀和胸襟。
如果说《击水清江》具有记录历史、表现情感的意义可以被读者接受，但倘若将其定位在一种“特殊的写作”，恐怕仍会引起众多的质疑。可能是我们曾经为“写作”赋予了太多的文学意义，面对《击水清江》批评者可能多少会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最大的疑问是这样的作品依然可以被视为“写作”吗？或者说，究竟应该从什么角度去认识和评价其价值？事实上，这个疑问本身就是苍白无力的，因为我们可以同样质问：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算是“写作”呢？且不要说一般的写作，现今，即使是最严格、最纯粹意义上的写作——文学写作，都已经发生了、并且正在发生着巨变。
本来在早期中外文学史中，文学写作就与历史、政治、哲学、宗教写作错综交杂，人们将运用书面文字进行的一切文化学术著作的书写，甚至包括朝廷的诏令敕制、官员的章表奏启，以及碑铭、赞颂、散文、洡辞，连同对策、判文之类的应用性文字，都纳入到文学写作当中。儒、道、法、墨等诸学派是中国古代哲学集大成者，然而用来表现这些哲学思想的著作无一例外地采用了文学写作的方式，先秦诸子散文既是中国哲学的辉煌巨著，又是中国文学的优美篇章。成熟完善之后的文学写作，其所指也是相当含混和宽泛的。文学把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整体当作自己的写作对象，而社会生活包罗万象，自然、社会、人生、历史、现实、未来、哲学、法律、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心理、语言、科学、技术等都蕴涵其中。文学从来就很难将自己孤立起来，把某些写作纳入到自己的领地中，而把另一些写作排除出去。
时至今日，文学不仅没有从纷纭复杂的混沌状态中摆脱出来，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观念和文学写作及传播手段的丰富，文学更进入了一种“泛文学”的时代。“超文体”写作是近年文坛的重要话题之一。作为一种文学创作中超越原有文化规范的写作现象，它们可以是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融合，也可以是文学与文学之外文体的结合。如果说这种变革开始还发生地文学体裁之间，诸如小说的诗体化、散文化，诗歌的散文化，散文的叙事化，等等。而如“这是诗还是散文”、“这是小说还是散文”这类的发问，让人觉得毕竟只是文学内部体裁之间的问题。但当作家们开始用写辞典的方式写小说，以绘画的形式写诗歌，这时人们的疑问变成了“这是小说吗”、“这是诗歌吗”？这些曾经居于文学中心地位的经典性写作都开始异化，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文学写作。但我们还是庆幸，因为这一切依然是在文学的旗帜下吹响的变革号角，都是专业作家们在大家所能接受的“文学”的范围内进行的表现手段和形式的更新。
然而，文学一旦将自己的疆域放开，便如同打开所罗门的瓶子，一发而不可收拾，既然纯文学写作尚且大量引入非传统的文学形式、乃至非文学的手段，可以如此变革，那么新的或曾经根本不被承认为文学的写作，也开始大举进入文学。诸如广告文案写作，充分利用文学的手法和效果，将曾专属文学的想象和描写发挥得淋漓尽致；流行歌曲的歌词取代诗歌，被广泛运用来表现现代都市人的生活、爱情和烦恼；而像名人传记、新闻故事等，基本事件是新闻性的，过程的描述、悬念的设置和心理的揭示则是文学性的虚构，以一种“新闻事实＋虚构”的写作形式，得到了比小说写作更多的读者支持。而网络写作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向传统的文学写作提出挑战，以其快速性、对话性、偶然性的文体，让每个人都有可能加入社会写作活动。总之，各种写作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各个角落变换着面目闪亮登场，这些“新写作”以它们暧昧的文体性质使得习惯上的文学批评举步维艰，即使是见多识广的职业批评家们也开始怀疑“这是文学吗”？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在如此作品面前显得力不从心。
当我们将《击水清江》置于这样“泛文学”、“超文体”、“新写作”的话语背景当中，再重新观照其对一个工程的全程实录、对一段历史的真实再现、对一份情感的诚挚抒发，大家或者更能够认同，它也应是一种特殊的“作品”。尽管现在还很难断言其文学的价值，但既然“文学性”正处于激变的时期，不妨先将这种“文学性”悬置起来，认识到它作为一种“写作”的意义。或许这样，可以鼓励更多的人，拿起手中的笔，去书写自己的故事、记录自己曾经经历的岁月，为历史留下一份别人无法创造的珍贵财富。
从语言出发
■ 叶明山
写作，只要你承认不是真正玩文学，就有个出发点问题。这“出发”，很是存心折腾人的。从主题出发（出发成“主题先行”），从结构出发（仿造出“结构主义”），从题材出发（一些作家就争当爆炸英雄），从典型人物典型情节出发（有“出发者”感觉步子不大，就加码儿，于是崛起怪人做出怪事，弄出一片“非常典型”），从教育上出发（马上被教育者就感觉不平等，作者一片深沉，上帝连连发笑），从歌颂出发从揭露出发（亦不能否认有些成了黑板报有些成了大字报）……如此这般，出发得不少作者、作家头疼腿疼，累乏疲软，却依然打蹦儿跃起，重新向文学金字塔尖出发迈进。于是，近年又有从西方出发，从哲学出发，从贵族出发，从荒诞出发，从符号出发，从信息、论控制论、意义论出发，从新写实新感生新“三人”（边缘人、过渡人、多余人）出发，从“后现代”“后文化”“后新潮”出发，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