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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切真正的文学作品，说到底，就是语言艺术。
附记一：本文所引用的文字，分别出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青年佳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的《１９８９短篇小说选》、《飞天》、《星火》、《长江文艺》、《山野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福建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等杂志、出版物的作者自身作品。附记二：为了强调立论，辩护观点，有时可能无意美化了引文，这是一种两难，祈请读者体谅。
有人说，编辑是愚人的事业。终年辛辛苦苦、忙忙碌碌，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不论你有多么高明，未必不是在别人的创造性劳动之后修修补补；从事辅助性劳动。这种说法也有对的一面，编辑的确是为他人作嫁的服务性工作，既服务于作者，也服务于读者。然而编辑是智者的事业，从选题构想时高瞻远瞩的目光，到文稿的审校、甄别和勘误，以及图书的装帧设计，包装宣传，市场营运等等，无一不是智慧的闪烁；编辑工作特别需要创造思维，绝不只是简单的修修补补的重复劳动；处在知识爆炸时代的当今，当一个好编辑绝对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为读者提供精美的精神食粮——图书，是我们出版工作者不懈的追求。每一本书，都是编辑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每一个选题，都要经过反复推敲，千锤百炼，有时甚至经过长达十几年时间的磨砺。《节日朗诵诗》一书，在16年之后修订再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湖北少儿出版社挂牌成立，也是我跨进出版工作者行列，万事起头难的岁月。当时的客观现实是，我们文艺编辑辛辛苦苦组织来的文稿，成书后大多销售寥落，特别是儿童诗歌，即使是名家的作品，全国的征订数也只有300—500册。社领导向我们亮起黄牌：文艺室出的书越多，赔得越多，我的压力越大。言下之意是：文艺室少出书，他的压力就小些；如果不出书，就没有压力。当时听了这话不很舒服，到后来自己当了副总编，才完全理解领导的苦衷。本来嘛，出一本赔一本的钱，谁受得了？当时我初来乍到，是儿童文学编辑的新兵，但把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和发展儿童文学理论事业，当作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我们既不愿放弃儿童文学的阵地，又不愿意让出版社蒙受损失，就冥思苦索，想寻一条新路。
按当时的惯例，儿童文学的出版就是在全省、全国范围内物色优秀作家，把他们的作品汇集成书，合集的内容相对要丰富得多，表现手法也各不相同，且信息量更大一些。可是到全国征订，数目仍然较低，甚至不能保本。我们从中小学学生的需要出发，给选题定位。孩子们在班会队会、假日集会、节日庆祝的时候，往往会出几个节目助兴，诗歌朗诵是最受欢迎的形式之一。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一本大型的诗歌集。经过调查读者，调查市场，走访新华书店的销售经理和营业员，我们把这部书的书名定为《节日朗诵诗》。
于是，我们大动干戈，不仅在本省的和中央的报刊刊登《征文启事》，还发出200多封热情洋溢的征稿信函，大张旗鼓地征集节日朗诵诗。在诗歌类图书销售不景气的情况下，主动向全国知名的诗人、作家约稿，恳请他们创作孩子喜闻乐见的朗诵诗；也邀请教师创作，因为他们最了解孩子们的需求；特别注意征集学生中的“小诗人”创作的朗诵诗。诗人们的创作热情受到极大的激发，稿件像雪片一样飞来，在半年的时间内，我们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数千首诗歌。
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为出版社编辑了一本比较畅销的书，首次全国征订数目达5000多册，其后连续5年重印，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此书受到广大师生和家长的欢迎，并在全国和省内多次获奖。更重要的是，从这本书的磨砺过程中，我得到了多方面的收益。首先我结识了几乎遍及全国的诗歌作者，这是从事出版工作最大的财富；从此，我开始探索出版“两个效益”并重的图书之道；我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好的书名对于图书的至关重要，比如《某某诗歌集》不如《节日朗诵诗》，《某某儿童短篇小说》不如《两分钟儿童生活故事》。是商品，没有不在包装上大做文章的，何况是传播文化的图书呢！
一眨眼，十几年过去了，但经常有朋友来讨要《节日朗诵诗》，参加外面集会，也常常听见孩子朗诵书中的篇章，然而时过境迁，我感到应为新世纪重新编辑《节日朗诵诗》。这个念头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在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超龄服役的我又操旧业。我与广大诗歌作者联系，请他们修改原作，惠寄新作。我不厌其烦，像过去一样，我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他们帮助我完成自己的夙愿。
从1987年《节日朗诵诗》的第一次出版，到2003年的修订再版，经历了16年的磨砺。此书问世后，孩子们不再为节日朗诵没有合适的材料发愁；在新华书店的货柜上，有读者光顾，卖得不错，没有退货，还有添货。
编辑的最高愿望，是有传世之作问世。是否传世之作，要经过时间的考验。而现在，我只能说经过努力，出版了一本孩子们需要的书，一本有利于他们成长的书。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