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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怀疑他们违章操作。有人怀疑另有第三者肇事，比方说在配电间贸然合闸。到最后，几乎所有人却一口咬定了供电公司：施工前缺少培训，施工时没有监督，材料质量也可疑……总之他们应对死人负责。当时公司总经理把汽车停在村口，不打算进村了。村民们将汽车团团围住，七手八脚要连车带人抬进村去，抬到惨兮兮的灵堂前去。他们一开始并没想到什么钱，但既然时逢丧礼，狗屁总经理对死者看都不看一眼，鞭炮没有放一挂，祭幛没有送一条，撒腿就想走，实在太没人味，是可忍孰不可忍！
掀了它！掀了它！开个铁乌龟来吓哪个？有人冲着汽车大吼。如果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人们的扁担和锄头还要砸在车上。
总经理只是不想沾包，但不合人情的躲闪犯了众怒。也许正是这一点使舆论全面恶化，使他陷入了是非难辨的泥潭。人们异口同声要求供电公司对事故负责，相干和不相干的恶语都一齐砸过来。加上死者的亲属在场号啕大哭，人见人怜，人见人悲，妇人们泣声纷起，急得总经理满头大汗，钻地无缝，插翅难飞，捐出了两百元还不够，向所有人赔笑脸还不够，最后只得答应承担责任，一咬牙，给两家各赔12万。
到了这一步，乡长才及时地出现，连声说自己来迟了，来迟了，劝退了几个吵闹的后生，然后接总经理去吃饭，算是压惊和联谊。
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灵堂里的调解已经完成。但这算什么调解？我私下里已隐隐约约知道肇事的第三者是谁。这就是说，肇事者并没有承担责任，供电公司却在相当程度上代人受过。在全面推行法制建设的今天，这一结果出人意料。
乡长对我说：“是不是有人肇事，这不难查。但查出来又如何呢？他赔得出二十多万吗？赔不出。查来查去的结果，不但要毁掉两家人，还要毁掉第三家，你说是不是？”
他的意思是，肇事者家里也太穷了，经不起罚。而受害者的家里呢，如果没有补偿，就只能讨饭。“但事实总归是事实……”我支吾着。
“事实是：现在三个家都有了活路，有什么不好？”
“那……供电公司是不是有点儿太……”
“你是说冤枉？是有点，但他们放点血，也是九牛一毛，不过是酒楼里少买几张单，麻将桌上少放几个炮。你还不知道他们？”
我无话可说。我以前只知法度的重要，但眼下不得不承认，法外有法，非法法也。山民们心目中自有一套更为重要的潜规则。这种规则在后果与动机之间更关切动机，比如考虑到肇事者并无恶意，因此须从轻发落；在死者与生者之间更关切生者，比如考虑到两家遗孤都要活人，那么补偿就比查案更重要。他们还怀恨供电公司赚得太多，太容易，太霸气，这次切不可放过。这一切算计如果不是颠倒黑白，至少也是颠倒主次，活脱脱造出了一个假案。但山民们认为此事办得天理昭昭无可置疑。他们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胡言乱语，乡村干部也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两面三刀，反正是要逼供电公司掏银子———何况公司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
我不大能接受这种胡来和恶搞，但三个贫困家庭（受害两家加肇事者一家）由此免了灭顶之灾，在没有工伤保险的情况下能继续活命，又不能不说是各种结果中最让人心安的结果。我能说什么？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村民们对结局一派欢喜。
有人说：“他们死得好呵！你想想看，一没有吃药，二没有打针，三没有动刀子，什么苦都没有吃，就像一觉睡过去了。这种死法哪里去找？”
另一个说：“哪里死了呢？明明还活着呵。老人还由他们养，堂客还由他们养，连娃崽的学费也还是由他们出，只是家里少了一个影子。没关系的，同外出打工差不多。”
还有一个更是无限憧憬：“我下次一定要给供电公司打工去！吊颈也要挑棵大树不是？跳河也要选条大河不是？”
东一句，西一句，事情就真的这样过去了。
我只是讨厌屈服
◎柴静
10：0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郝劲松坐在原告的位子上开口说话，“审判长，通知我的开庭时间是10：00，被告迟到，我是否能得到合理解释？”
审判长看他一眼，说“现在你先听从法庭的程序”，冲书记员挥了下手。
书记员立刻跑出去大声叫“北京地铁公司！北京地铁公司！”
片刻，两位男士夹着公文包，匆匆入门，在被告席上落座。
原被告双方目光交汇的一刹那，法庭非常安静。我明白了郝劲松为什么说“不管你有多强大，包括一个国家部委，当你被告上法庭的时候，你是被告，我是原告，大家坐在对面，中间是法官。你和我是平等的。”
这是一场关于五角钱的官司，他在地铁使用了收费厕所，认为这收五角钱不合理。所以把北京地铁公司告上法庭。
两年多，他打了7场这样的官司——他在火车餐车上买一瓶水，向人家要发票。
列车员都笑了“火车自古没有发票”。
他于是起诉铁道部，国家税务总局……一次一次。
“在强大的力量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但是我不愿意。”他说。“我要把他们拖上战场，我不一定能赢，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二十几个象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
“钱数这么小，很多人觉得失去它并不可惜。”我说。
“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你不抗争，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的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包括土地、房屋。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长期的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大家会觉得农民的土地被侵占了与我何干？火车不开发票，偷漏税与我何干？别人的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有一天，这些事情都会落在你的身上。”
“但是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
“看看罗莎，帕克斯，整个世界为之改变。”他说。
帕克斯是美国的一个黑人女裁缝，1955年12月1日，在蒙哥马利市，42岁的她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就座。按照当时的惯例，美国南部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座位分为前后两部分，白人坐前面，黑人坐后面。
那天晚上人很挤，白人座位已占满，有白人男子要求坐在黑人部分最前排的她让座，遭到了拒绝。
当司机要求乃至以叫警察恐吓黑人让座时，坐在前排的其它三个黑人站了起来，唯独帕克斯倔强地牢坐不起。
如果是一个孩子或是老人，也许她会站起来，但这次，她厌烦了她和其它美国黑人每天在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
她说：“我只是讨厌屈服”。
她成了50年代美国第一个拒绝给白人让座的黑人。然后她因公然藐视白人而遭逮捕。
她的被捕引发了蒙哥马利市长达381天的黑人抵制公交车运动，组织者是当时仍名不见经传的一名牧师马丁？路德？金，这个名字后来被冠以反种族隔离斗士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荣誉。这场运动的结果，是1956年最高法院裁决禁止公车上的“黑白隔离”，帕克斯从此被尊为美国“民权运动之母”。
事实上，她并没有组织或领导50年前那场民权运动，她只是在适当的时刻表现了一个平凡人的勇气，而这种勇气迫使整个国家重新审视并改变了原有的社会道德体系。
50年后，美国国务卿赖斯说“没有她，我不可能站在这里。”
“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我问郝劲松。
“公民。”
“公民和普通人的区别是什么？”
“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的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这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他打赢铁路发票的官司后，很多人以为他会和铁路结下梁子。
但他说起他乘车时，乘务长会亲自端来饭菜，问他“发票你现在要还是吃完再说？”
呵呵。
“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问。
“靠我为了自己权利所做的斗争。权利是用来伸张的，否则权利只能停留在字面上。”他说。
我停顿了一下，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什么样的权利？”
这个34岁的年青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权利。”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接受过一次难堪的采访。
第一个记者提问时，她被问及的问题是关于新的股改政策引发的社会冲突。
她不想回应，转开视线，用手指一指她认识的另一个记者。
“汤姆，你的问题？”
汤姆站起来说“我想问的就是他刚才问的问题”
“下一个”她又说。
但每一个记者都说“我想问的就是他刚才的问题”
直到她作出回应。
“在国家垄断企业面前，很多人首先没有自信， 为什么没有自信？中国人习惯了听从权威的，大家都被这样教育着，权威是至高无上的。”
是。都没有错。
但今天我去采访全国牙防组被诉一事。
李刚是提起诉讼的律师，他调查牙防组没有法定意义上的认证资格而为牙膏企业提供认证，起诉一年多，到现在未果。
这样下去，也许就会象他在“进津费”“进沪费”的诉讼中一样不了了之。
但今年二月，律师陈江以同样理由在上海提起诉讼…他称之为声援。于是媒体再一次，卷起报道热潮。
一篇接一篇的追踪，直到昨天，全国牙防组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一事件作出解释。
李刚说他非常意外“不在预期当中”
“为什么？”
他说“因为老百姓在向强力机构发出疑问的时候，已经习惯了没有回应。”
但是这次不同。如果不公开发言，也许会是不停止的诉讼和报道。
“在法庭上，媒体中，这样一种公开的辩论意味着什么？”我问李刚
“如果是对方是企业，意味着对消费者权利的保障，如果是政府机构，意味着公众的民主权利得到伸张。”
推动这一切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是可以叫得出姓名的律师和记者，还有那些买了报纸，打开电视，关注这个消息，打电话去牙防组询问的普通人。
时间
◎吕游
我站在一棵古老的大树下，轻轻抚摸着它苍老的树干：树纹一道又一道，盘根错节，有的地方隆起，有的地方凹陷，如拧着根根粗大的钢筋缠满了树的全身——这都是时间刻在上面的。在这一道道深深浅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