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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 2008年合订本-第3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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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拧着根根粗大的钢筋缠满了树的全身——这都是时间刻在上面的。在这一道道深深浅浅的树皱纹里,我仿佛触摸到了时间的脚印,看到了时间运行的轨迹,读到了树的历史、时间的历史。
  
   几个世纪之前,不知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不知那天是阴是晴是风是雨,一棵小小的树苗被栽在了这里,栽它的主人姓谁名何已无从考证。时间的阳光雨露,时间的肥沃土壤,已经把这棵小小的树苗变成了今天遮天蔽日、身高十余丈的参天大树,如同一位巨人矗立于天地之间。树上每一根伸向天空的树枝,仿佛都是时间的凝固;树上每一片墨绿色的叶子,仿佛都挂满了时间。
  
   站在这棵大树下,我凝思良久,忽然生发出这样的感慨:一棵小小的树苗长成参天大树,除其他许多因素外,能离得了时间吗?没有时间的沉淀,它只用一秒钟或一分钟能长成参天大树吗?其实,在当初种下这棵树的同时,也种下了时间,是时间使它成为参天大树的。正如没有上亿年的时间,地球上就不可能有任何生命一样,没有时间,它再努力,自身再强壮也只能是一事无成——这就是时间的魔力。
  
   这时,我有忽然想到:时间是神奇无边的。可是它再神奇再有魔力,给它几十年几百年直至几千年,它能使眼前的这棵参天大树缩回至当场那棵小小的幼苗吗?
  
   我轻轻搂抱着这粗大的树干,如同搂抱着厚厚的时间。树太粗了,我根本搂不过来,正如我搂不住这无穷无尽的时间。我们可以拥抱现在的时间,我们可以期待未来的时间,可我们能与过去的时间相会吗?
  
   我又望了望远方:花蕾终会开出鲜花,鲜花能变成花蕾吗?黄河可流向大海,大海能流回黄河吗?少女可变成老妇,老妇能变成少女吗?幼儿能长成大人,大人能返老还童吗?恐龙一成为化石,化石能变成恐龙吗?流星一化着陨石,陨石能重上天空再闪烁出星光吗?唐宋已逝千百年,我们还能再回到唐诗宋词里去,与李白、苏东坡一起饮酒碰杯作诗赋词吗?
  
   这就是最让人感慨、最让人无奈、最让人悲哀的时间!
  
   时间不可预测、从无草稿、难以回放、无法修改、不能重来、永世难逢,全是一次性的。这一年永远不是那一年,这一月永远见不着下一月,这一周永远是唯一,这一天永远是最后一天,这一早晨过去了永远不会再有这一个早晨,就连这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其实都凝聚着某种永恒。
  
   我弯腰捡起一片躺在地上静静睡着的树叶,轻轻捧在手上仔细端详,仿佛手里捏着一段遥远的岁月,不,那是一段稍纵即逝的时间。
  


   



           

冤家路窄

◎'美'T?A?赫彭海默 ○朱卫国 向小丽 译

  赫鲁晓夫呆呆地望着眼前这枚R-7火箭;就像一个“闯进大商场的老农民”。他小心翼翼地触摸并轻轻敲击外壳,想弄清楚这个外号“老七”的家伙是否牢固。
  “我们什么都做了,就差没去舔它,尝尝它是什么味道。”这位苏联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回忆第一次看到火箭时的情景,“好像一群绵羊第一次看见了一扇新大门”。他难以相信这样一根雪茄形状的粗管子,能够飞入浩瀚无边的太空。
  1957年秋天,R-7火箭携带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标志着人类航天时代的真正到来。
  尽管事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轻描淡写地表示,苏联不过是把“一只小球送上天”,“并没有引起我的忧虑和恐惧”。但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太空竞赛就此展开。
  得知科罗廖夫的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时,布劳恩正兴致勃勃地参加鸡尾酒会。如同一个坐冷板凳的足球运动员,他瞬间爆发了情绪:“我们能在60天发射一颗卫星!请给我们开绿灯,我们只需要60天。”
但事与愿违,布劳恩研制的“先锋号”发射失败。与此同时,苏联的第二颗人造卫星再度升空。
  在联合国的一个社交场合,苏联代表揶揄地问美国对手,是否愿意接受外国的援助,莫斯科有向落后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的计划。
  在这种明争暗斗之下,科罗廖夫和布劳恩的日子都不好过。他们深知这场科学角逐背后的政治分量,且各自还拖着一条政治阴影的尾巴:一个在“肃反”运动中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一个曾是希特勒班底的导弹武器专家。
  1944年,当盟军日益逼近柏林时,美国和苏联的先头部队都负有一个暗中使命,即不惜一切代价搜罗纳粹科学家,冯?布劳恩成了头号追捕目标。得知希特勒自杀的消息后不久,布劳恩害怕遭盖世太保灭口,带着他的火箭班子集体投奔了美军。
  与此同时,苏军俘获了一批德国火箭专家和相关资料,并把“杰出飞机设计师”科罗廖夫调回研究室。当时,这位政治犯正在等待死亡。他得了坏血病,并屡遭毒打。
  布劳恩直到1958年才扳回一局。这年年初,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他随即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两个月过后,“先驱者1号”卫星成功升空。由于每小时慢了800公里而未能到达月球,但这已经是当时最快的速度了。
  这回轮到科罗廖夫失意了。他叮嘱手下赶走睡意,喝杯浓茶,继续工作。“别为美国火箭飞向月球而担心,”他断言道,“我们将比美国早几个小时到达月球。”可惜苏联的实验也失败了。
  赫彭海默评价说:“在此短暂的时刻,登月竞赛是真正的竞赛,两国的火箭就像国际汽车大奖赛的一级方程式赛车。”他把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成功看作这场比赛的高潮。1969年,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他那句不朽的登月感言——对一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但是对人类来说这是一次飞跃——与这次登月共同被载入人类史册。
  遗憾的是科罗廖夫并没能亲眼目睹这一盛况。早在3年前,他在一次例行手术中不幸身亡。布劳恩后来居上,迈向自己事业的顶峰,直至1977年去世。
  或许他俩都未曾想过,数十年后,美俄两个曾经的冤家会开始寻求合作。1992年,布什和叶利钦签署了合约,恢复并扩充了空间合作协议。作为美国太空协会的副研究员,赫彭海默乐观地展望,21世纪的航空航天事业将成为和平时代的希望。
  (王永生摘自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倒计时——航天器的历史》一书)



   



           

名人轶事

◎傅国涌

  
  成为永远的笑柄
  1923年手握兵权的曹锟做够了军阀,想到新华门的宝座上坐坐。他以重金收买议员,送给每人5000银圆的支票一张(有个别是1万元的支票)。10月5日,曹锟花费了400万元巨款,顺利当选为民国大总统。那五百多个接受贿赂、投了选票的国会议员从此成为永远的笑柄。
  
   曹锟贿选其实已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18年他就贿选过副总统,不过那次他出价太低,只是要给每个议员送500银圆,而且不是现付,是许诺,不足以让那些善于计算的议员动心,所以他的副总统没有当成。或许接受了那次教训,5年后,他才会出手如此阔绰。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议员都甘愿做“猪仔”,其中来自浙江淳安县的一个众议院议员叫邵瑞彭,他在收到5000银圆的贿选支票后,拍照寄往北京、上海各地的报纸发表,并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提出控诉,全国舆论一片哗然。为了躲避追杀,他转道天津、香港,到了上海,时在10月14日,恰好柳亚子、邵力子、陈望道、曹聚仁等发起的“新南社”举行第一次会议,他以旧南社社友身份赴会,受到热烈欢迎。几天后,他返回故乡淳安,当地民众开大会欢迎他,师范讲习所的学生们高举的横幅上写着“揭发五千贿选,先生万里归来”。这大概是淳安有史以来最大的荣耀。另一位断然拒贿、拂衣南下、视支票如粪土的议员是浙江乐清的洪叔翰,他的举动同样令故乡百姓引以为荣。
  
   徐悲鸿的“一意孤行”
  
   世人皆知徐悲鸿家挂着一副对联:“独持偏见,一意孤行。”他还有一句座右铭:“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1929年国民党政府举办第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他拒绝参加。1935年,左翼剧作家田汉被捕入狱,他四处奔走,和宗白华一起将田汉保释出来。大约也是1935年,他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留学法国时期同为“天狗会”朋友的张道藩已经位居要职,通过张出面,请他给蒋介石画像,他竟一口拒绝了,说自己对蒋不感兴趣。
  
   他有一幅国画《灵鹫》,笔力雄健,意境深远。1943年在重庆展出时,受到瞩目,一位美国将军甚至念念不忘。抗战胜利后,美国将军即将回国,蒋介石要送礼物,此人说什么都不想要,只要徐悲鸿那幅《灵鹫》。国民党官员出面请他开价,要买下这幅画,被他拒绝,他们一次次前来,并表示无论出多高价钱都可以接受,他就是不肯。
  
1945年2月22日,徐悲鸿在《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蒋介石恼怒,把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骂了一顿,张派人找到徐悲鸿,要他登报声明自己没有参加签名。当时在国民党压力下,有人确实就登了这样的声明,面对“很不利”、“你的一切都保不住”的威胁,他的回答是“我对我的签名完全负责”,“我决不会收回我的签名”。
(云舒摘自珠海出版社出版摘自《民国年间那人这事》)



   



           

优雅的科学独行者

◎周欣宇

  
   难以想象,如此优雅的美感,竟能在一个物理学家身上得到完美地演绎。
  
   他总是穿着做工考究的西装,他爱好文学和音乐。他是世界上唯一在方程式中使用哥特体字符的科学家。据说在所有用英语写作的科学论文中,他的语言是最优美的。
  
   他叫钱德拉塞卡,原本是个有点羞涩的印度青年。19岁那年,他因成绩优异获得政府奖学金,只身乘船前往英国剑桥求学。在长达十几天的漫长航行中,他奇迹般地初步计算出一个结果:当恒星质量超过某一上限时,它的最终归宿将不会是白矮星。
  
   在1935年皇家天文学会的会议上,当钱德拉塞卡宣读自己论文的机会后,当时天体物理学界的权威爱丁顿走上讲台,他当众把钱德拉的讲稿撕成两半,宣称其理论全盘皆错,原因是它得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结论”。听众顿时爆发出笑声。会议主席甚至没有给这位年轻人答辩的机会。
  
   会议结束后,几乎所有人都走到钱德拉跟前,说:“这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世界就是这样终结的,不是伴着一声巨响,而是伴着一声呜咽。”多年后,钱德拉仍然记得自己当时的自言自语。
  
   与爱丁顿的争论持续了几年,没有一个权威科学家愿意站出来支持钱德拉。最后,他终于明白应该完全放弃这个研究课题。在1937年到了芝加哥大学以后不久,他把自己的理论写进了一本书里,然后不再去理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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