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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称谓上，书记变成了老板，老板又变成了大爷。权力所内含的独占性、扩张性、排它性，在这“总病根”的催化下，对内形成强烈的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对外先滋生成跑官要官，再蔓延成买官卖官，最后发展成骗官杀官。
欲治其症，欲求其解，党内的决策、执行两权必须分开
对于党内分权，半个世纪前的党的“八大”有过尝试。设立了党内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设立了党内最高执行机关中央书记处，邓小平为总书记；设立了党内最高监督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董必武为书记。甚至从中央到地方还推行了党代会常任制。然而由于国际形势的突变，毛泽东关于设立“党内国会”的构想及其党代会常任制的推行，也很快就戛然而止。
至于党内分权、党政分工、党政分开，孰先孰后？80年代也是有过教训的。当时在党内还没有科学分权，党政还没有合理分工，党的肌体还没有建设好的情况下，就仓促地提出党政分开，结果欲速而不达。
党内分权怎么才是科学合理，可向现代企业借鉴。因为现代企业制度常常走在整个经济社会的前面。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通常由决策机关（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执行机关（总经理及各级经理人员）、监督机关（监事会）等三大部分组成。分工明确，制衡有效。
借鉴现代企业的权力结构，可从县级党内的分权入手。
首先，由该县的党代会选举产生党内的三个委员会（党内原有的县处级职数可不必增加）。一是县委会（党内决策机关），由15—21人组成，实行委员会制，县委书记是会议的召集人，也是县委会成员中唯一的县处级干部，但他的一票与其他委员的一票无异。因此，这时的县委书记，也就真正具备了兼任县人大主任的基本条件。二是执委会（党内执行机关），由5—7人组成，实行首长负责制，由现任的县委专职副书记担任执委会书记，成员包括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县委办公室主任。三是监委会（党内监察机关），由5—7人组成，实行委员会制，县纪委书记改称监委会书记。
其次，党代会闭会期间，由县委会代行其职权，县执委会和县监委会向县委会报告工作，并接受其监督。
最后，县监委可以对党内专门的执行机关——县执委进行到位并有效的监督，同样县执委也可对党内专门的监督机关——县监委进行到位并有效的制衡。
综上，在县级党委进行改革党内权力结构的试点，既符合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扩大在市县开展党代会常任制试点的要求，也遵循了分权制衡的原则，还能有效推进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工作。通过党内科学分权，逐步实现党政合理分工，再到完成党政分开。这分权、分工、分开的过程，既是有效并充分发展党内民主的过程，也是切实恢复党员主体地位的过程，还是从战略层面上真正实现预防和遏制腐败滋生蔓延的过程。
精通平仄未必能写出好诗，因为好诗的功夫在诗外。
诚然，反腐败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查办案件。但是，中国未来反腐战略的取胜之道，大约也应当在查办案件之外吧。
（责任编辑 李 晨）
读李慎之反右和文革时期的交代材料·蒋燕燕
近两年，李慎之叔叔的子女在收集整理他们父亲未发表过的文章，包括李慎之在反右和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我的朋友李尔柔（李慎之的女儿）把在反右和文革期间，李叔叔揭发我母亲郑德芳的交代材料寄给了我。
材料一共有四篇，第一篇：《关于我同郑德芳的关系中我错误言论的交代》（时间不详，从内容看写在1962年之后，文革之前）；第二篇：《交代和揭发我和郑德芳之间相互散布的反动言论》（1969年4月8日）；第三篇：《继续交代我对郑德芳散布的反动言论》（1969年4月10日）；第四篇：《关于郑德芳》，文中有1978年11月21日新华社对外部复查郑德芳同志的右派问题给李慎之的函，还附了李慎之在1957年11月10日写的《关于郑德芳的材料》和1978年11月30日回复对外部的材料。
我母亲和李叔叔很早就认识，1946年同在延安新华社工作；1949年到北京，我母亲在新华社对外部，李叔叔在国际部，都是主管业务的副主任；1957年他们都被打成右派。他们既是多年的同事又是老朋友。这些材料部分再现了当时两人在反右和文革时期的言论和思想，再现了当时的历史状况，是不可多得的史料。我引用其中一部分，展现给关注这段历史的人们，也谈谈我的看法。
关于斯大林问题
关于斯大林问题，李叔叔在1957年11月10日写的《关于郑德芳的材料》，主要有三点：
1、关于斯大林。她对斯大林是十分反感的，同我一样认为斯大林是暴君，对三七开感到难以同意。
2、关于“民主”。她认为俄国没有民主传统，人民不知道要求什么权利，斯大林问题与此有关。她认为中国也没有民主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得到一点点就满足了。她认为英美的民主不能认为完全是虚伪的，因为它是人民争来的，因此是真实的。最后这句话给了我以影响。这个提法使我确认我们所说的“假民主”之间还是有着“真民主”的成份的。
3、关于新闻自由。她和我一样，认为我们目前的做法是有些“愚民政策”（我当时用这个说法是听吴冷西同志说，中央好像也同意此看法）。
1978年11月21日新华社对外部在对我母亲右派问题甄别平反时，曾向李叔叔进行调查核实，30日李慎之回复了对外部《复查郑德芳同志的右派问题的函》，其中与斯大林有关的问题是这样写的：
二、如我的材料所写，郑德芳确曾说过我们当时的做法是“愚民政策”的话。反右斗争中，仅仅这四个字，就可以构成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罪行。但是，我当时曾希望，在新华社这四个字还可以得到谅解，因此我在括号中注明：“我当时用这个说法的来源是听冷西同志说，中央好像也同意这种看法”。在这里说得很模糊，我所不敢直说的是，这话实际上是吴冷西传达的毛主席的话，像郑德芳和我这样副主任一级以上的干部应是人人都知道的。我曾多年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央主席讲的话，一个普通党员讲了，就能被划为右派分子。
三、斯大林是“暴君”一类的话，当时是很流行的。为是为非，不妨让历史去证明。当时根据吴冷西传达，胡乔木同志曾说过：“斯大林时代的黑暗残暴，不亚于人类历史上任何最黑暗残暴的时代，毛主席日思夜想要改变这种状况，一个共产党员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这话传达范围，不止到部主任一级，新华社现在还有人保存得有当时的记录。我没有听郑德芳讲过什么“中国是君主专制”的话，不过，她曾有一次在扩大编委会上说过，“我们现在是enlightened despotism就是开明专制”。这是全场十几名部主任以上的干部都听到的，不知因何转辗相传成了“君主专制”。开明专制指的是十九世纪的欧洲从绝对君主制转到立宪君主制过程中的一段时期，在几个有名的开明君主统治下，曾出现了文学艺术的兴盛。当时，吴冷西传达，毛主席曾说过，“我们现在是训政（孙中山先生曾将民主政体的建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共产党当政以后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称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种所谓“民主指导”实际上等于“训政”。训政者，即人民交出自己的主权由党和政府来指导你学会民主。这是将民主和集中的地位倒置：集中为主体，民主是集中指导的产物。这恰恰违背了民主政体的原旨。——吴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论稿》，发表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11期）时期”。我看不出郑德芳的话同毛主席的话有什么大不相同的地方。这次扩大编委会的具体内容我已经忘了，大概是讨论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吧！1957年，总理曾亲自同我们谈过中国封建专制传统之深。我当时水平低，理解不深，现在才看到这种传统为害之烈。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从小就知道马、恩、列、斯、毛是并列的最伟大的革命导师，无论是受到的教育，还是看书看电影，都宣传斯大林是苏联的伟大领袖，是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我很敬仰斯大林，在我的心目中，无论是他和列宁领导的俄共布尔什维克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列宁去世后，他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领导苏联军队战胜希特勒法西斯，他都是当之无愧的伟大领袖。在文革中，我曾看过几本“禁书”，其中有涉及到斯大林在国内进行“大清洗”的文章。当时我看这些书是有戒心的，觉得这是那些资产阶级作家在有意诋毁斯大林，不一定真实。直到文革以后，我看到有关的书和材料多了，看问题的角度也有所转变，对伟人不再迷信了，才逐渐接受了那些残酷的史实。
从李叔叔写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当时对斯大林的看法，是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右派的重要依据：同意中央确定的对斯大林的功过“三七开”的，就是和中央保持一致，否则就会被划成右派。
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中说：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毛泽东选集》第5卷）
我不明白，为什么对一个伟人，有了“三七开”的评价，就可以不再追究他的错误了？无论是三分错误还是七分错误，错误就是错误，对错误难道不需要批判和肃清吗？何况斯大林所犯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为了更多地了解斯大林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翻阅了《赫鲁晓夫回忆录》，还查看了其它有关材料：
1955年底在苏共二十大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由赫鲁晓夫提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以便通过调查，“准确了解当时在劳改营里有数以百万计的被捕的人，他们因为什么坐牢？今后拿他们怎么办？”这个委员会通过调查，查阅文件，“把许多人（包括被捕者和那些进行审讯和逮捕的人）叫来进行审问，查看了据以将人们关进监狱、流放和处死的材料”。调查完成后，委员会提供了一份报告：在1937年至1938年间，被控反苏、反马克思主义、反党的“人民敌人”被逮捕的有数以百万人，其中几十万人被枪杀！报告的结论是：“我们遇到了难以置信的滥用权力的行为。斯大林所干的事情，是我们任何人也想不到和推测不到的。”（摘自《赫鲁晓夫回忆录》）
1956年2月25日上午，由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向大会的代表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