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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25日上午，由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向大会的代表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所谓《秘密报告》）。
以下摘录秘密报告中的一些段落：
斯大林提出了“人民敌人”的概念……任何一个在某方面与斯大林意见相左的人，任何一个仅仅被怀疑有敌对意图的人，任何一个纯属受到诬陷的人，都可能受到最残酷的镇压……主要的和实际上惟一的罪证便是被告本人的“供词”，而且后来的复查表明，这种口供是通过对被告采用肉刑而获得的。
专案组查阅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中的大量材料和其他文件，确认了许许多多对共产党员制造假案、提供伪证、触目惊心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因而导致无辜者死于非命的事实。现已查明，1937年——1938年间被宣布为“敌人”的……他们其实始终是正直的共产党员，然而却横遭诬陷，有的因经不住野蛮拷打，自己（按照制造假案的侦察员的口述）给自己加上了无奇不有的严重的、不可思议的罪名……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39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97人被逮捕和处决，即占70％。
报告中列举了许多斯大林大清洗的实例，例如对“人民的敌人”进行严刑拷打，搞“逼供信”；处决已宣判无罪的人；制造“医生谋杀案”；迫害奥尔忠尼启则一家及基洛夫被暗杀的种种疑点等等，以证明斯大林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我想，如果当时看过或听说过这个秘密报告内容的人，是不能不对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甚至罪行无动于衷不以为然的。
在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显的支持。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9页）在邓小平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有一段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讲话：
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党中央认为，当时的中国还不存在个人崇拜，只是“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但其后的结果是“八大”之后，经过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直到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运动，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逐渐推向了顶峰。
“八大”结束几个月后，毛泽东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的“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后头帝国主义几棍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几棍子，连赫鲁晓夫的腔调都不得不有所改变，他们又摇过来了。大势所趋，不摇过来不行。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
紧接着，反右斗争就在1957年的那个“不平常的春天”开始了。反右斗争最终造成55万甚至更多的人被划为右派（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年——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率占99。99％。所谓‘必要性’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成‘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6倍！”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发表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而改正这些错误的判决，却用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
有人说纠缠过去的历史没有什么意义，应该向前看，目前改革开放，目标是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社会和谐首先是人心和谐。我们翻看历史，批判错误，是为了不要让历史的错误重演。作为执政的共产党，更要从思想、理论、社会基础、上层建筑中彻底肃清反右、文革以及类似运动中遗留的毒素。否则当气候条件成熟，个人崇拜盛行，个人的权力大于民意的时候，这样的错误还会重犯。目前某些政府部门、某些执政者、某些工作中，不是还在不同程度的重复着侵犯民权，权大于法的错误吗？
胡锦涛总书记说：“科学的发展观必须是建立在科学的历史观上，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发展观。”科学正确地看待历史，科学、公正、公平、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以某人伟大而掩盖他的错误，也不因某人犯过错误而掩盖他在历史上曾经做出的贡献，不篡改历史，不掩饰真相，求实求真，这才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做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期间母亲和李叔叔很少见面，在这种非常时期，两个摘帽右派碰头聊天是自找麻烦。但两个人还会偶尔碰到，就一起“speculation”（猜测）和议论对文革的看法。李叔叔在交待材料上说：“因为被揪出，被冲击，内心抵触甚大，平常逆来顺受，没有发泄的机会，碰到郑德芳就大发其反动谬论。”
从李慎之1969年4月8日的《交代和揭发我和郑德芳之间相互散布的反动言论》和10日《继续交代我对郑德芳散布的反动言论》的两份交代材料中；可以看到他们对文革从几个方面提出的看法，综合两份材料引用如下：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整人的运动：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问她（郑德芳），你看文化大革命要搞到什么样子。她说（用英文）：‘A whole generation of china’s leftists to be wiped out’（中国整整一代左派分子要完蛋）。这句话给我印象甚深，因为我觉得当时揭发出来的人本来都是‘左派’。她还告诉我二外院的一个青年教员，原来是新华社外训班的汪华珍，因为有人贴了她几张大字报而自杀了。这是我第一次在文化大革命中听到死人的事情。心中感到恐怖。当时大字报上揭发最多的都是1962年的言论。我就告诉她说：当初本来说的是三不，现在却都要算账。她说：二外院有一个老头子，说‘怎么共产党要翻老账的？’我就说‘我本来以为斯大林时代还在将来，不料现在就来了’。”
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我们都为之鸣冤叫屈。我曾说过，我简直想不通，为什么红卫兵对老干部有那么大的仇，昨天还是首长，今天就给戴上高帽子游街。我过去莫说没见过，连想也没想过这种猛烈的打击。郑德芳说：“这也没有什么，无非是Teen…ager brutality（少年人的残忍性）；对于那些牛鬼蛇神，我认为这些人的问题都是老问题。现在又去翻老账。过去，外国人有一个看法，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方针有一点显著区别于苏联共产党的地方，就是认为人可以改造。现在看起来，我们现在也还是认为人不能改造。有些人明明是越来越老实，现在却把这些人历史上的问题越提越高，好像越来越反动。那以后让人怎么改造。……照我们现在这样，要出了个问题，简直没完没了，只有‘死而后已’。这次运动搞出了不知道多少‘漏网右派’，下次文化大革命又要搞出不知多少‘漏网反革命’，革命越发展，人越来越坏了。”郑德芳说：“现在做人真没有意思”，又说：“我躺在床上常常想，明天早晨起不来了，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痛苦，这样最好！”
根据当时已公开公布的材料，彭真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罪状是他说“错误人人有份”，文化大革命会搞成“一场混战”。……从大字报与小字报上看，确也是有点“错误人人有份”的样子，哪个地区，哪个部门的第一把手，差不多都出了问题。我很难相信这些人都是反毛主席的。至于说“一场大混战”，我当时就认为已经出现……
郑德芳常常说：“现在一点tolerance（容忍）都没有”。我是完全有同感的。……一个人只要说错几句话，被揪出来就是三反分子，或者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思想问题，而思想问题是无论如何不能定罪的。我说，孟德斯鸠在两百年以前就说思想不能定罪，这是我认为应该绝对遵守的原则。（事实上，这也是导致我不断犯罪的深藏内心的最顽固的思想堡垒之一。）我记得，我曾对郑德芳说过：“Thought crime”（思想罪）这个恶毒的词。
我曾对郑德芳说过：“鲁迅曾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我套用他的话说一句‘毛主席提出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亡’。”我说：“1957年以前，毛主席并没有提出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还比较好，敌我矛盾也处理得很宽大。1957年以后，毛主席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一上来就抓出了一大批右派，都是敌我矛盾，现在更是一碰都是反革命，敌我矛盾越来越多。”……事实上，我当时也确实估计，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不知要抓出多少右派和反革命来。
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是悲观的。我曾说过，现在说的是反修、防修、挖修根，实际上很可能埋下了许多的祸根，……我们对自己的前途也是悲观的，觉得，将来不论怎么变，我们这些人总是第一批要倒霉的。
1967年的时候，我把形势看得很糟。我一直担心“收不了口”。我根本不懂得江青同志所说的“乱是乱敌人”，“乱了才有治”。我只看到各级领导班子解体，权力中心瘫痪。我曾经对郑德芳说过：“毛主席把他自己千辛万苦建设起来的一个班子好端端地给拆散了，将来怎么收口？”
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换接班人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是初期，……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