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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其力了。从根本上扭转滑向“亡秦之迹”政治趋势这一历史重任，不得不由他的继承者来承担了。常言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汉武帝却反其道而行之，是他捅下漏子，由别人来替他补救。
所以，当汉武帝“龙驭上宾”撒手人寰之后，汉朝的政治也随之进入一个十分微妙的阶段。这种微妙，主要表现为如何认识和继承汉武帝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即怎样在“亡秦之迹”业已形成的背景下，通过战略选择与政策运作的杠杆，使汉朝统治这艘大船驶过急流险滩，重新进入平稳的河道，摆脱“亡秦之祸”的阴影。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出于不同的政治动机，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从而形成了汉武帝身后的国策大论战，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决定国家政治发展方向的新抉择。
当时围绕有关统治方略抉择问题形成了三个壁垒分明的阵营，他们争先恐后粉墨登场，尽情表演，都希望按照自己的理念制定新的国策，使政治的演变符合自己的基本利益。这三个阵营分别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循＇日派，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激进派以及以霍光为代表的务实派，他们的主张，恰好体现了三种截然对立的治国思路。
桑弘羊等人是汉武帝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在他们眼里，汉武帝生前的一切作为都合理正确，尽善尽美。凡是汉武帝定下的规矩一概不能变，凡是汉武帝施行的方针统统要照旧，所以，匈奴要继续打，盐铁官营要继续搞，严刑峻法要继续用，而汉武帝的贡献则要无保留地歌颂。至于社会上出几个盗贼，读书人有几分牢骚，全然属于作奸犯科，必须严厉镇压，以儆效尤。切忌姑息之政，无需仁义德化，只要印把子在手，刀把子在握，看谁多长几个脑袋，敢跳将出来捣乱。总之一句话，以不变应万变，谁都不准动汉武帝既定政策这块“奶酪”。
贤良文学的意见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对汉武帝的种种作为采取了全盘否定、一概抹杀的立场，认为反击匈奴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用军于外，政败于内”（《盐铁论·备胡》）；盐铁官营是急功近利，祸国殃民；厉行法治，君权集中，是无事生非，庸人自扰；归根结底一个结论：汉武帝实施的政策一塌糊涂，灾难深重，“窃见其亡，不睹其成”（《盐铁论·结和》）。所以，新的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是变征伐为和亲，改盐铁官营为放任自流，废苛法禁民为仁义德化，“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盐铁论·世务》）。一切推倒重来，彻底改弦更张，摈弃霸道，唯行王道。
以霍光为代表的稳健务实派是朝廷大权的真正主宰者，他们既不满意桑弘羊等人的固执保守，也不看中贤良文学的偏激空谈，而是设法在两派之间走平衡，定取舍，择其所长，弃其所短，在此基础上理性地作出自己独到的选择。在霍光等人看来，汉武帝的一些做法的确有过火不妥的地方，有必要加以适当的调整，因为在国民生计业已十分凋敝，匈奴边患业已基本控制的情况下，再对匈奴大动干戈，既无必要，也不可行。但是如果全盘否定汉武帝的功业，将汉朝统治贬得一钱不值，那么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也等于剥夺了汉朝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种动摇国本的事情如何能够做得？另外，像行之多年的盐铁官营等政策，虽然不乏种种弊端，但毕竟利大于弊，一旦废去，则国家经济收入又如何能得到保证？整个社会经济秩序岂不会陷入严重的混乱！至于酷吏政治固然残暴，可它多少起着稳定社会、控制局面的作用；仁义德化的确美妙，可是拿它做招牌可以，但真的用于政治操作，则未免捉襟见肘，一筹莫展了。连孟子都说“徒善不可以为治”，假如没有法制作保证，单靠所谓“德政”来安邦定国，长治久安，只能是—厢情愿，南辕北辙。思路整理清楚了，具体办法也就浮上了台面：这就是行中庸之道，走中间路线，一方面，动用权力资源，对汉武帝的某些政策作必要的调整，如在对匈奴和战问题上，根据汉武帝对匈奴战争的实际后果，结合西汉王朝当时的政治、经济需要，在屯军戍边，对匈奴小规模人侵进行必要还击的同时，稳妥持重，不再主动出击；又如在经济政策方面，改革盐铁官营的某些弊端，废除酒榷，化解舒缓来自社会的怨懑和压力。另一方面，又保持清醒头脑，避免矫枉过正，旗帜鲜明地从总体上肯定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坚持贯彻盐铁官营等基本政策，做到“霸王道杂用之”，确保汉朝统治的国本不致于被动摇，从而在稳定有序的前提下，巧妙度过汉武帝身后一触即发的政治危机。应该说，霍光的做法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唯一正确的选择，而且也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即贯彻“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汉书·昭帝纪》）方针的结果，是造就了“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的良好政治局面，使汉朝统治呈现出新的气象。
由此可见，汉武帝身后政策选择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国运的盛衰，而选择是否得当，关键在于做到情、理、法三层要素的有机统一。贤良文学偏执于“情”，纯就道德立论，固然应该予以“同情之理解”，但其昧于逻辑的理与实力的法，则不免乎“迂远而阔于事情”；桑弘羊等人迷信于“法”，虽有治国的愿望和行政的资源，然而其方案寡情悖理，已是明显不合时宜，如果按照他们的方针去施政，等于是纵容他们继续折腾，火上浇油，必然为害剧烈，于事无补。而霍光等人综合考虑情、理、法的关系，与时推迁，应物变化，合乎人情，顺乎常理，用乎法术，可谓是真正掌握了为政的奥妙，终于使汉武帝留下的“有亡秦之迹”政治为之一变，“而无亡秦之祸”，走上了一条能保证国家得以正常发展的康庄大道。这种政治上的大智慧，的确令后人叹为观止，神往不已！
从一滴水窥万象——莱布尼茨
■ 陈乐民
我对“哲学”，有一种“先天的兴趣”，有时想到一些超乎现象的问题；但是，在长期当“小公务员”的青年期，这种“兴趣”连露头的动力和机会也没有。
多亏了“改革开放”，也多亏了我奋力从机关事务中摆脱出来，我的思想因而得到了“解放”的客观条件，并且很快飞出了“国际事务”那既宽大又极窄小的圈子。能够得到最大的“精神享受”的工作，应该是文化的、人文的、哲学的、精神的
说来奇怪，我对中西哲学的兴趣，“起点”竟是十七世纪日耳曼哲人莱布尼茨。由莱布尼茨散开去，像“连环套”一样，“套”出同时代的马勒伯朗士，上推至培根、洛克、牛顿、霍布斯、笛卡儿、斯宾诺莎等等；再向前推，则窥见了中世纪的从圣·奥古斯丁到圣·阿奎那的“经院哲学”；继续向上追寻希腊罗马时期的一鳞半爪，像“急行军”一样，又像“旅游团”中的游客一样，匆匆忙忙，蜻蜓点水。从莱布尼茨往后，则是另一番风景：“告别”了莱布尼茨，迎来了伏尔泰。伏尔泰嘲笑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但在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方面都由于听了传教士们的“宣传”，抱有同情的理解态度；那位伏尔泰在“礼仪之争”中明确地站在中国一边，对天主教廷持批评态度；就连康熙晚年和雍正驱逐天主教传教士，他也左袒康、雍，认为康、雍驱教，持之有故，说这是教廷首先“发难”引出来的。
从莱布尼茨向下推，把我的注意力引向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非常活跃的思想家们，深深地被那些自由论坛式的“俱乐部”活动所吸引，他们向我展现的新世界刷新了莱布尼茨时期的神学暗影。随后我自然而然地追踪日耳曼的几位大思想家，尤其是我十分喜欢的康德。
我第一次听到莱布尼茨这个名字，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当时只有个模糊的印象，没想着要做些什么。在我摆弄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西欧传教士来华时期的材料时，又碰上了这位莱布尼茨，读了他写的《论中国自然神学》的英译本，后来又拿到了法译本。读了几遍，很有兴趣，里面涉及许多《易经》和宋明理学中的概念；开初的“兴趣”多限于好玩。但有个清楚的印象：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和与西方哲学的比附，是非常友善的、同情的，尤其是他有个热烈的愿望，即期望着有一天中国和欧洲的两大文明，携起手来，共建新世纪的文明。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可以说是似是而非的，有的根本就是误解。于是，我觉得只凭这本（论中国的自然神学）不能满足我对菜布尼茨的“好奇”。必须把阅读范围扩大。
中国人对莱布尼茨的兴趣一般采自莱布尼茨根据来华的传教士的传闻所编著的《中国近事》和《论中国的自然神学》。西方的“汉学家”们也多是如此。中国人有一种“以我为中心”的思维习惯。只要与“我”有关的西方人，便加以特别的“关注”，用“放大镜”把这种“关注”扩大为“特写”，好像莱布尼茨（还有伏尔泰等）的哲学受了中国多么大的影响，并且由此断言，十八世纪的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们是受了中国“儒学”的影响而发“蒙”的。糟糕的是一旦有了这个“发现”便成了先入为主的“定论”，言之凿凿，而不查这个“发现”有多少根据。最常见的就是断言莱布尼茨在数学上发明的“二进位制”是从《周易》的“八八六十四卦”得来的。最近又见到有人很自信地说莱布尼茨的“先定和谐论”也来自《周易》。《周易》之功何其伟哉！
我对这个看法一开始就有怀疑。莱布尼茨不通中文，他是怎么了解 这些地方我通不过去，便从莱布尼茨与西方来华的传教士的关系入手，同时试图了解莱布尼茨整体的哲学体系。在那种时期，欧洲人了解中国的惟一渠道只能是这些传教士。莱布尼茨并没有说过他的“二进位制”是从《易经》中得来的，而是说在他发明了“二进位制”以后，从法国传教士白晋那里得知《周易》中的“八八六十四卦”也含有“二进位制”的道理。这使莱布尼茨大喜过望，他把白晋从中国写给他的信的主要内容和白晋自己的判断几乎全盘写进《中国的自然神学）里，甚至有些措辞都是照搬过来的。白晋和莱布尼茨往返的几封信都在，汉诺威的莱布尼茨“纪念馆”把有关的通信辑有专集，细看这些信的原件，得不出“二进位制”是受了《易经》的启发的结论。白晋在康熙宫廷里受康熙御旨学习《易经》，几次表示难懂，但白晋还是把他一知半解的理解连同邵雍的“八卦图”寄给了莱布尼茨。
长话短说，不了解这层细节，就说莱布尼茨的“二进位制”受了《易经》的启发，实在太武断了。我写了几篇文章，辩证这个问题的史实，但是几乎没任何反响，最近从报上看到的有关文字，还是照说不误。写这类文字的人大多是先存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启发”了欧洲的思想家这一成见，寻来寻去的依据便是莱布尼茨的“二进位制”。
至于对“理”、“气”等概念的理解，也是从传教士那里来的。莱布尼茨听信的是白晋这一派传教士的意见。与莱布尼茨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的理解就完全不同，他虚拟了一篇《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和一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