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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8 师会合时，永新县城已经失去。这时红18 师实际只有52、53 两个团共
五个营，红17 师也削弱了。应该说，这是受中央“左”倾错误影响造成的后
果。
我们回湘赣苏区后，敌人乘我长途行军疲劳和严重减员之机，大举进攻。
当时， 49 团有个文书在莲花叛变投敌，把我们北上时遇到困难和损失的情
况告诉了敌人，敌人瞧不起我们了。我们一到永新地区，敌人就来找我们决
战。4 月5 日，敌第15 师加上16 师一个旅，共8 个团，由永新向里田、沙
市前进。那时永新城虽被敌人占领，但群众是我们的，城里还有我们的秘密
组织，敌人什么时候出发，有多少队伍，我们前一两天就得到了情报。
4 月5 日清晨，我们以3 个团进入里田到沙市大道北侧四五里地隐蔽。
战术部署是：首先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先头旅，即在敌先头部队进入里田与
沙市之间尚未集结构成战斗队形前，三个团同时突击敌人的先头部队。我把
突击重点选在沙市至汤溪陇一段五华里的山坡上， 49 团、51 团为右翼， 53
团在左翼；红军学校摆在禾水南岸，侧击敌后续部队增援和先头部队回窜。
这样的布置，从战略和战役上说是劣势，但从战术上说，我在5 华里的行军
道上，集中了3 个团，却是优势。
上午9时许，敌第15师43旅进至沙市东面的小高地，我51团首先向敌
发起攻击，将敌人的先头部队冲乱了。49 团和警卫连同时冲上山头， 52
团和其他地方武装也向敌人猛攻。只40 分钟，便把敌45 旅两个团击溃，残
敌仓皇向东逃窜，我军一直追到里田，全部消灭了敌人的先头部队。这时，
敌人的后续部队赶到了里田。敌人有8 个团和15 师直属的特务营、工兵营，
消灭了它两个团，还有六个团两个营，仍占优势。我们处在运动中，建制较
乱，我下令停止进攻，撤到台岭、南坟，准备迎击敌人的再度进攻。
下午2 时，敌人来进攻了。我命令部队，一枪不打，让敌人进到工事前
三、四十米时，手榴弹一投，立即反击。敌人抵挡不住，我军奋勇追击，到
黄昏，歼敌一部，残敌向里田退去。
沙市战斗是一场成功的伏击战歼灭战。消灭了敌人一个旅，活捉旅长侯
鹏飞、团长徐本桢及参谋长赵楚卿，并给敌另两个旅以重创，这是河西战场
五次反“围剿”以来一个最大的胜利。
我们回到湘赣苏区的前几天，前往中央苏区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
大会的王震也回来了。他带回来两个本子，一本是军委关于战术的指示，讲
堡垒对峙下的战术动作；一本是“支撑点构筑法”，讲支撑点的构筑法及与
敌堡垒对峙的战术。我们回来看到这个材料，感到这种战法主力很难集中，
与过去运动战、游击战不同，但当时也没有意识到是错误的军事指导思想。
既然是军委的指示，当然要照此执行了。沙市战斗后，我们在松山、钱市打
了两次阻击战，搞阵地对峙，虽有缴获，但付出很大代价。尤其是金华山争
夺战，虽从敌人手中夺回了阵地，但我们自己却伤亡400 多人。
这时，敌人又从中央苏区调来了李抱冰第53 师和鲍刚独立第46 旅，在
永新与莲花之间构筑碉堡封锁线。军委强调所谓阵地防御战略，我们也到处
修碉堡。主力被派去修工事，地方武装也去修工事。如永新埠前区少年模范
队有3 个连， 200 多人，都有枪，有战斗力，但全部去修工事。碉堡修好
后，同永新城的敌人对峙起来。
第五次反“围剿”后期，敌人对苏区层层包围，严密封锁，占据苏区中
心永新、钱市、石灰桥和里田等地，我主力与几方面的敌人对峙，他攻我顶，
我攻他顶，堡垒对堡垒。敌人子弹多，有重武器，我们没有，伤亡大而战果
小，整个战局越来越被动。省委及后方机关，被迫转移到石灰桥南牛田去了，
我军主力集中于石灰桥东南山区，很难机动。我因子弹少，不愿和敌人对抗，
有时对进攻之敌顶一下，也带着战术上的取巧心理，并非大计。6 月下旬的
一天中午，永新、钱市几方面的敌人向我进攻，我看打不出好仗，没有时间
请示军委、省委，就离开永新地区，翻过南山到牛田一带和省级机关一起行
动了。
当时，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红军总应该打胜仗，可这两个月为什么仗
总打不好？离开了基本根据地，今后如何办？但我又想，天无绝人之路，总
会有办法的。省委和省军区开会，对局势进行研究，决定向遂万泰和井冈山
地区发展。
7 月18 日至19 日，我们围攻五斗江，7 月23 日围攻衙前。这一带都是
山区，包括拿山、关背在内，地域广，回旋余地大。如果工作做好了，我们
是可以不走的（指后来的西征）。但是，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实行过
“左”的社会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损害富裕中农利益，对“反
水”农民不注意争取，对知识分子也以其成份作去留使用标准等等。这样，
就使群众情绪对立，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困难。特别是1929 年1 月红4 军下井
冈山后，对井冈山原来的“绿林”武装领导人后来成了共产党员的袁文才和
王佐，作了错误处置，使湘赣苏区长期背了一个大包袱。当时，我们想恢复
井冈山，可是上山后，老百姓都躲起来了，不和我们接近，井冈山的恢复工
作，没有实现，我们的活动范围没有扩大。
7 月下旬，中央命令我们西征。这时，我们确实十分困难，必须突围转
移了。
第十一章先遣西征
1934 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屡战不利，被优势之敌压迫到闽赣
边境。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不大了。湘赣苏区在六月以后，也没有这
种希望了。在这种情况下，苏区如何坚持？红军如何行动？大家都在思索着。
1934 年7 月23 日，中央军委给湘赣省委来电指示：“中央书记处及军
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及
创立新的苏区。”电报还明确地讲了撤出湘赣的理由：在粉碎敌人五次“围
剿”中，敌人正在加紧对湘赣苏区封锁与包围，特别是加强其西边的封锁，
企图阻止我们的力量向西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六军团继续在现在地区，
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这就使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
区基本任务都发生困难。”
来电还阐述了军委这一决定的目的，指出：红六军团去湖南中部积极行
动，将迫使湘敌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和战略上的重新部署，破坏其逐渐紧缩中
央苏区的计划，以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这一行动，还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红
六军团有生力量，并在创建新的苏区的斗争中，“确立与二军团（作者注：
1931 年3 月，原红二军团已改为红三军。电报中的二军团是习惯称法）的可
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电报并对红六军团向湖
南发展的路线、地域和行动作了具体规定：“六军团由黄坳、上下七地域的
敌人工事守备的薄弱部或其以南，转移到桂东地域。在转移中第二步应转移
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以后则
向新化、淑浦向北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电报还就这次行动的组织领导作
了规定：“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
并与萧克、王震3 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
在这个长电中。中央军委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没说明。一天，弼时同志对
我说，中央红军可能要向西，到湖南方面去，这几句话，对我既有震动又有
启示。我早就听说过弼时的一段经历，他在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
记期间，曾以团中央名义起草了《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并在一次中央紧
急会议上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以及他们隐瞒共产国际指示的错误。后来，他
到中央苏区，我们就认识了，尤其是在1933 年6 月11 日，我们接他到湘赣
苏区工作后，对他的印象更加深了。我觉得他不仅对政治问题有深入的见解，
而且善于观察战略大势。后来我们在行动中体会到，中央红军也很可能向西
撤，中央电令我们起先遣队的作用。周恩来后来曾说过，当时组织红军第六
第七军团分别西征和北上，“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博古更直接说明，
“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当然这都
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们立即进行了转移的准备工作。任弼时主持召开了全军政工会议。他
亲自作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报告，
分析了目前形势，传达了任务，指出了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六军团军政委
员会对这次转移部署作了慎密的研究，认为如按军委规定的方向突围，沿途
山大路险，不便运动，容易遭到驻宁冈的湘敌第15 师堵截和驻永新的第16
师、 62 师的追击，而且会过早地暴露行动意图。因此，确定主力先向南再
向西南急进，冲破敌人的战役包围。我们觉得，南面是湘敌和粤敌的接合部，
都是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兵力较弱，间隙较大，便于行动，同时也不至于
过早暴露战略意图。我们在决定了突围的方向后，积极打草鞋，做干粮，并
实施了行军、侦察、警戒的教育。地方行政机关也进行精兵简政，充实部队。
对留下的地方武装作了坚持根据地的安排。
经过充分准备，8 月7 日下午3 时，全军约9000 人，在独立4 团的引导
下，由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经日夜兼程行军，通过藻林、
左安、高坪等地。连续突破敌人四道防线，于11 日中午到达了湖南桂东县的
寨前圩。 12 日，在寨前圩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的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由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为军团
长兼17 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17 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
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18 师师长，甘泗淇为18 师政委，谭家述为18
师参谋长，方礼明为政治部主任。
这次向西行动，中央军委指示我们一切都要带走。由于我们主要领导人
不大了解西征意图，也没有接受红17 师北上的经验，就把省保卫局的犯人，
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甚至连个老虎钳子都带上了。有个电台发动机很重，
也带上走，你走10 里路它就掉队一二里，后续部队也跟着掉队。这种搬家式
的行动，使部队的机动能力大大削弱，行军不灵便，打仗顾虑多，客观上影
响了指挥员寻找机会打仗的决心。特别是到了贵州，山高路窄，崎岖曲折。
我们从湘桂黔边进入贵州，带的东西扔得差不多了。就把情况报告了中央军
委，但那时是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他们不仅不吸取教训，当中央红军从
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时搬的比我们还厉害，打仗是被动掩护战，因而吃亏也就
更大。这种搬家式的转移，是五次反“围剿”后军事保守主义的继续。完全
违反了大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