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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这种搬家式的转移，是五次反“围剿”后军事保守主义的继续。完全
违反了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原则。
我参加军队以来，有三次亲切的感受，一次是南昌起义后南下广东，开
始带了被服、装备，一路走，一路丢，到东江后，留下不多了。第二次是朱
毛红军下井冈山，也带了些辎重行李，虽然不多，但走到闽赣边，也丢得差
不多了。第三次是红17 师北上，北渡修水后，军委还特令我们焚毁行李，我
们执行这个指示。行动更便利了。我认为军委的命令总的方面是正确的，但
是，六军团西征，军委却叫我们搬很多东西，我认为是不行的。我最担心的
是战斗部队力行李辎重所累而不利于灵活机动行动，打不好仗，不仅辎重行
李会丢掉，连战斗部队也会损失。但又感到这是军委指示的，不执行也不好，
我深深为此发愁，就同张子意个别谈，他虽然理解我的心情，但由于没有这
方面的经验，认识不深，也就不了了之。
当时大家对中央军委的指令，十分尊重。本来就舍不得丢掉自己的家当，
包括公家的、私人的，都想搬走，而军委又恰好指示要“搬家”（后来语），
大家就积极执行。我虽有自己的想法，但没有坚持的勇气，不敢提，听之任
之。
六军团西征一个月，我们经常向上级报告地形，敌情及行李辎重损失的
情况。可是，中央不接受我们的教训，“搬家”搬得更厉害，国民党报纸说
我们是：前头的“乌龟”扒开路，后头“乌龟”跟上来。此语虽近乎笑话，
但对我们自己来说，如果前头的“乌龟”走错了路，后头的“乌龟”应就警
惕了，即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如果后头来的不知所“鉴”，就必
然造成更大的损失。
红六军团突围的消息，震撼了湘桂两省军阀。湖南军阀何键一面急令刘
建绪派两个师追击我们，一面令一个旅和4 个保安团防堵拦截。广西军阀也
令第7 军两个师向北部边境调动。由于敌情变化，我们改变了在湘南地区停
留的计划。8 月12 日晚，从寨前圩出发，越过了郴宜公路，绕过桂阳，于20
日占领了新田县城，休息一天。继续前进，到达湘江右岸的蔡家埠一带，准
备抢渡湘江，向新化、淑浦地区前进。
敌刘建绪发现我军将抢渡湘江，急忙调重兵防堵湘江，严令尾追我军。
与此同时，桂军第17 军廖磊部分两路向道县、零陵运动，堵我西进。这时，
湘江西岸有利地形已被敌人占领，严密布防，渡江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放弃由零陵地区强渡湘江的计划，东行到阳明山区，打算暂时立足，酌
情建立和发展根据地，我们就进入白果市，从4 倍于我的敌军包围中摆脱出
来。绕过敌15 师的侧翼部队。立即转而南下，日夜兼程，到达了嘉禾县城以
西地区。
敌军继续追来，我迅速进至江华、道县之间，渡过了湘江上游支流滞水，
攻下湘桂交界之永安关，破坏了湘桂军3 个师的截堵我军计划，进入了广西
的全县、灌阳东北地区的文市。敌人又妄图阻止我军在此西渡湘江。我军一
举击溃敌8 个多团，于9 月4 日上午在全县以南的界首，渡过湘江，向越城
岭前进，进占西延县城。
越城岭在五岭山脉西头，处于湘桂两省之间。西延是越城岭地区唯一的
县城。山高路险，形势雄壮，是湘桂两省要冲。我们进至西延城，有居高临
下之势。但广西敌人近来经常派飞机来侦察轰炸，影响我军行动，部队对敌
机愤恨极了，虽然没有防空武器，有个连的干部战士，同心一致，用步枪射
击，打下一驾飞机。落在行军道旁。飞机上的人员，全部被我俘虏。武器装
具和用品全部被我缴获。从此敌飞机来少了，来也不敢低空扫射了。大家说：
“不要怕敌人的飞机，来了就打，看它再来不来！”
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出发以来，时而西，时而东，时而北，时而南。像神
龙腾空，不可捉摸。9 月8 日，我们在西延车田接到中央军委的一个训令，
要我们在城步、绥宁、武岗山地区打击敌人，最少保持到9 月20 日，然后沿
桂边境行动，与红三军联系，在凤凰、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训令的主要意图是要红六军团牵制敌人，直接与即将长征的红一方面军配合
行动。
我们立即行动。这时，湘、桂、黔3 省敌军也先后集结在靖县绥宁以北
地区，防我北进。我们夺路南下，占领通道县城，渡渠水，西入贵州。我军
这样迂回转移，忽东忽西，行动灵活，使敌人难于琢磨。何键曾无可奈何地
说，红军“时而声东击西，行踪飘忽，作圈子策”，“我15、16 师跟踪追逐
数千里”，“军队疲于奔命”，他还破口大骂其部下无能。
进入贵州后，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地形不熟悉。贵州是个多山多
雨的省份，常听人讲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到这里一看，果
然如此。山高、谷深，道路窄小。我们从江西、湖南带的马，不习惯那种道
路，好多都掉到沟里了。老百姓也没有受过我党和大革命多少影响，对红军
不大了解，而国民党反动派一再宣传什么“共匪、共匪”，还发生过这样的
笑话：有些年轻人不知道“共”是什么，“匪”是什么，他们看我们纪律好，
就不怕我们，但称呼照旧。我们问他们：“我们怎么样？”他们盛情地说：
“你们好！你们共匪好！”尤其困难的是，没有军用地图。全靠找向导问路。
对于一支独立行动的部队来说，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又没有群众基础，甚至
连地图也没有的地区活动，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这时，我们的辎重行李已丢得差不多了，敌人跟踪尾追。我们走到锦屏、
黎平、进入了苗、侗两族聚居的清水江流域。西征以来，我们对宣传工作和
群众工作十分重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我们在党内党外，军内军外，宣传
两个口号：民族团结，民族平等。这两个口号使我们逐渐取得了群众的信任
和支持。在准备渡清水江北进时，苗、侗两族人民，积极为我们寻找渡口，
收集船只，绑结木筏，架设浮桥。在人民群众的协助下，顺利地渡过了清水
河，又突破湘、桂、黔3 省敌军共18 个团的包围，强渡大沙河，攻入地主武
装盘据的老黄平县城——旧州。
旧州处于贵阳市东偏北约100 公里处。虽已废除州治，而文化交通和人
物等，较之新设县治，声名更大，也是我们更注意的地方。
在旧州地区，我们扣留了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和海曼。当时，正处于紧张
的战斗行军时期，对这些不明身份的外国人，自然不能放过，虽然我们很快
查明了他们的身份，并释放了他们的家人，但还是留下薄复礼和海曼。坦率
地讲，我们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西征以来，
转战50 多天，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几位
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
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
在旧州教堂，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找到一张晕滃式的贵州地图，
有一平方米大，对于不熟悉贵州地形的我们，这张地图是非常珍贵的。我马
上把它取下来，但上面所标的地名都是外国文字。稍懂外文的张子意和袁任
远说不是英文，看不懂。我听说那个叫薄复礼的传教士会汉语，虽然讲得不
太好，但能听得懂，就请他来。薄复礼看了地图，说是法文。我让他帮助把
地图上的地名翻译成中文。于是，两人就在一张四方桌子，展开地图，用一
盏煤油军用马灯照明，他讲我记，整整干了大半夜，把我想要知道的与二军
团会合的那个方向的地名都注上中文。
在交谈中，我不仅知道了军事上有用的情况，还了解了他的身世。过去，
我对传教士的印象是不好的，认为他们来中国是搞文化侵略的，把他们当帝
国主义分子看待，财产要没收，拘留要赎金。这时，我们对统一战线的认识
有提高，执行政策不像过去那样“左”了。传教士帮助我翻译的这张地图，
对我们在贵州行军作战，决定部队的行动起了好作用。我总感到，他在困难
的时候帮助了红军，尽管不是主动的，但总是做了对我们有益的事情，所以，
我对他有些好感。
这位传教士一直随我们行动了18 个月，这期间，我们一起谈过信仰问
题，一起搞过娱乐活动，一起利用长征中难得的休息日子聚餐，相互有了进
一步了解。在1936 年4 月12 日，我军进至昆明附近把他释放了，临别时，
我还特意请他吃了一顿饭，还给了他足够的路费。据说，他被释放后，不但
没有诋毁我们，反而说了不少赞誉红军的话。
就在扣留传教士的第二天，我们撤离老黄平，西进至松洞（梭洞）。这
时，军委指示：“桂敌现向南开动。据谍报称：二军团部队已占印江。六军
团应照军委1 日13 时半电令，迅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你们不得再向西移。”
我们根据军委电令，由松洞北进至瓮安县的猴场（现草塘），先头部队进抵
乌江南岸，设法与红二军团联系。但军委于当日两电严令红六军团：“军委
绝未令你们渡乌江向西行动。。绝对不可再向西北转移。”我军立即进入石
阡县境，经河坝场，直至走马坪、廖家腾地域。就在这时，敌军频繁调动，
以近24 个团的兵力对我军实施大包围。
我军没有察觉湘、桂、黔敌的联合“围剿”部署，7 日拂晓，准备到石
阡县的甘溪大休息，然后利用夜暗越过石阡、镇远大道，向江口地区开进。
上午10 时许，参谋长李达率17 师51 团和49 团先后到达石阡西南30 里之甘
溪。前卫51 团侦察队在甘溪街上俘敌侦察员两名，得知桂敌第19 师一部正
向甘溪开进。在这紧急关头，李达即率49、 51 两个团部和机枪连，共六、
七百人向石阡的大地方及江口方向转移，与主力失去了联络。
我51、49 团，在甘溪东西街与敌奋战4 个小时，打退敌人多次冲击，顶
住了正面进攻之敌，是日下午，王震亲率53 团，在大土村以南一座上下40
里的大山中，为全军开路，向东南面的大地方转移。我令50 团接替红军学校，
掩护49、51 团和红校转移。
甘溪战斗不利，我们被迫向西在石阡、镇远、余庆、施秉、黄平一带盘
旋行动，地形、敌情、社会情况和供应等都处于不利的地位。在桂、黔敌24
个团的重围之中，我军先后被截为四段，减员很严重，部队常在悬崖峭壁小
路上攀行，有些部队一天一顿稀饭，赤脚行军。中央代表任弼时害疟疾，手
拄木棍，领导着全军行动。52 团是湘鄂赣久经战斗的部队，在行军中为后卫，
遭敌包围，全团苦战数日，惨遭损失， 18 师师长龙云惨遭杀害。
我当时已意识到战略形势很不利。如果不脱离这个地区及强敌的包围，
就会陷入极为危险的地步。我除了与任弼时、王震等一起注意全军行动方向
和行军组织及后勤外，更注意的是想法脱出危险的战略处境。弼时看出了我
的紧张情绪，问我：“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