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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淮盐政的曾国藩则修改盐法，于同治二年（1863）核定淮（南）盐运行章程，得到清廷批准。后来，署两江总① 《筹鹾篇》，《魏源集》下册，第434 页。
② 《淮北票盐志叙》，《魏源集》下册，第439 页。
① 《皇朝经世文续编》第51 卷，第58 页。
督李鸿章，于同治四年至五年进一步改变票法，以解决盐课收入和运销问题。2。增加盐税是清廷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
盐税是清廷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而增加盐税成为加强封建剥削的重要手段。除了征收盐税正额外，清廷从咸丰五年（1855）开始在全国举办“厘金”，共分百货厘、盐厘、洋药厘、土药厘四类。这样，关税、厘金与盐税、田赋成为清廷财政收入的四条支柱。盐税与关税、厘金，在岁收入中比重逐渐加大，并且日益超过土地税。
甲午战争后，清廷财政支出恶性膨胀，与财政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庚子赔款前，每年约差2000 万两，光绪二十八年（1902）庚子赔款开始后，就差3000 万两以上。为维护摇摇欲坠的腐朽政权，清廷加紧财政搜刮。首先就是增加赋税，向各省分摊。其次就是摊入盐税和厘金。光绪二十年（1894）盐税共收入674 万两，宣统三年（1911）增加为4631万两，约增加6 倍。
清廷主要是通过提高盐价来增加盐税。清代食盐销售实行包销政策，盐税由各包销商统一交纳，盐价为各包销商所垄断。从咸丰年起，清廷就不断增加盐税，随之，盐商也提高了盐价，即盐斤加价。盐斤加价是惊人的；两淮直隶等地，咸丰年间一般每斤盐约20 余文，后增至30 至40 余文；山西临汾则由16。7 文涨到34 文；福建由10 文增到20 余文。四川食盐咸丰年间起便销往湖北，每斤也从20 余文增到40 余文。河北文定县，光绪二十一年（1895）时每斤盐28 文，宣统元年（1909）加到44 文，1920 年增至银4 分8 厘，其他地方也都成倍增加。盐斤加价成为增加盐税的直接办法。北洋军阀时期的盐斤比清末更重，而且是全国的普遍现象，仅四川一地，盐的附加税项目竟有26 种之多，全国盐的正、附税，1926 年比1913 年增加4 倍。盐价上涨可想而知。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1902 年9 月16 日），《辛丑条约》签订后不到10 天，户部为了支付每年要偿还的2000 多万两庚子赔款本利，提出一系列增加捐税的项目，其中主要有“盐斤价值每斤再增四文”，并且向各省摊派款项。1913 年“善后大借款”之后，盐厘、盐斤加价则更成为各省军阀进行勒索的重要手段。
第三节近代河工的衰落鸦片战争后河工费的减少鸦片战争以后，清廷本已入不敷出的财政经济更是雪上加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除了增加田赋、盐税之外，清廷还不得已削减了必要的开支。因此，在鸦片战争前占支出比重第二位的水利费用，主要是用于生产性支出的河工费与塘工费比重急剧下降。从同治二年（1863）以后，每年拨河工费仅50 至60 万两，正常的岁修无法维持，只能用于抢修。道光二十九年（1849）长江中下游六省遭受百余年来灾情最重的水灾，国家拨出河工与赈灾费用也仅数百万两。光绪十四年（1888），由于黄河在郑州决口，并且南侵运河，使运河沿岸成灾，原定山东河防费每年60 万两，结果又改为40 万两。河工费的大量减少，加上官员贪污中饱，实际用于河工工程的费用就更少，这是近代河工衰落，反利为害的重要原因。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努力河工与漕运和农业都密切相关，历来受到重视。为革除河工弊政，遏止水害，包世臣、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不仅提出积极的主张，还身体力行，作出一定成绩。
包世臣指出治水不能单纯地防水患，而应该把除水害和收水利结合起来，以增加农业生产来治水。这些兴治水利的主张是积极的、建设性的。魏源在诗中写道：“急卖田，急卖田，不卖水至田成川。谁人肯买下河地，万顷膏腴不值钱。”①痛陈水利失修对农田之害。他认为河水为患的原因，天灾是一个方面，人祸，即河政的腐败和豪右的垄断水利则是更重要的原因所在。他指责河吏的管理水利和豪右的垄断水利，是“惟许害民，不许利民，旱则益旱，涝则益涝，人事突然，天则何咎？”②认为改善河政，对于解决清廷财政危机和改进农业生产有重要意义，“欲兴水利，先除水弊。除弊如何？曰：除其夺水夺利之人而已。”③他把兴治水利同革除河工弊政联系起来，把发展农业生产与社会改革联系起来，是切中时弊、有见地的。
林则徐作为近代中国最先睁眼看世界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和爱国者，不仅在漕运、盐政等财政经济改革中提出积极措施，而且在他担任地方官职的40多年中，积极实践他改革河工弊政的主张。首先，对河工弊政加以革除。河工用料上贪污是河工弊政主要表现之一。林则徐亲自逐一查看修防、堵口的料垛，不仅禁止贪污现象的发生，也保证了河工用料的质量。他注重工程质量，尤其在竣工前，总是亲自验收，对于马虎从事的属吏则视情节轻重给予处分，不讲情面，并且令其重新返工。在河工费的使用上，林则徐注意节省，杜绝浪费。其次是积极兴治水利，尽量减轻水害。林则徐从传统的农本观念出发，提出“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则田畴多一分之利赖”，“赋出于田，田资于水，故水利为农田之本，不可失修”。由于河工弊政，加上自然灾害频① 魏源：《江南吟十首》，《魏源集》下册，第671 页。
② 魏源：《筹漕篇·下》，《魏源集》上册，第408 页。
③ 魏源：《湖广水利论》，《魏源集》上册，第391 页。
繁，当时江南连年水患，黄河多次决口，并影响南漕北运。林则徐在江苏、湖北任职期间，多次组织人力物力疏浚省内河道港汊，减轻当地水旱之灾。这种以工代赈的办法，不仅减轻人民负担，发展农业生产，也减少了清廷的河工支出。
但是，个别官员的努力并不能根除河工弊政，尤其在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下，社会生产力发展趋于停滞，河工技术无法改进和提高，河工更趋衰落。河工的衰落近代河工的衰落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河工技术的陈旧。与西方相比，中国近代的河工技术已大大落后了。虽然黄河肆虐中华由来已久，但是一直靠最原始的驿站传递报告汛情，直到宣统元年（1909）才从陕州万锦滩开始，用电报向黄河下游报汛。又如，没有对水位观测和水文资料的积累，直到同治四年（1865）才在汉口海关设长江水位站，主要是英国侵略者为了把长江作为入侵通道，极力鼓吹设立的。再如，到光绪十五年（1889）才开始用新的方法测绘黄河图，第二年完成河南以下河图。至于进行河工研究的机构和培养人材的学校的建立就更晚。光绪三十四年（1908）设永定河河工研究所，宣统二年设山东黄河河工研究所，但都属于培训性质。1915 年在南京建立海河工程专门学校。国家对河工也没有统一规划和指导，一般由行政官吏兼管，限制了专业人员才能的发挥。1914 年虽设立全国水利局，但事权仍属各部及省。而中国的第一座水电站云南海口石龙坝水电站光绪三十四年开工，1912 年才建成。第二，是黄河的大改道。旧社会，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三年两决”的说法虽然缺乏根据，但据粗略统计，自有文献记载以来的二三千年内，大约决、徙1500 余次，在我国自然灾害史上居首位。明、清两代决口一般2 至3 年一次。黄河每一次决口，洪水横行，受灾面积有时可达数省之境，受灾人口动辄数十万、数百万。鸦片战争后，河工趋于衰败，致使黄河更加频繁地决口：道光二十一年（1841）祥符决口，水围开封城，之后漫流皖北、豫东五府23 州县；道光二十二年七月桃源一带决口，到冬天溢众兴一带，溺死者万余人；道光二十三年中牟决口，淹皖北、豫东28 州县。同时，黄河含沙量之高居世界河流之首。每年平均输沙量达16 亿吨，使下游河床迅速淤高，形成悬河，一旦洪水破堤，大水到处漫溢使灾期延长。如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铜瓦厢（河南兰考西北）决口，淹没5 府20 余州县，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河水漫流20 年。决溢之时，大量泥沙冲出，洪水消退，泥沙滞留，于是又形成沙害，造成大片黄泛区。因此，黄河为患不仅在洪水漫流之时，还有黄泛区带来的无穷无尽灾难。黄淮平原在一千年前还是我国最富庶的大平原，就因为黄河之患，直到今天安阳、新乡一些地区，农业生产条件仍极差，到处沙荒，还是全国贫困地区之一。另外，黄河决口之后，不能自行归河，或改道，或夺运河，影响漕运。咸丰五年黄河决口后，改道现黄河河道，打乱其他水系，带来更大水灾。黄河多次决口、改道所造成的巨大灾害，表明近代河工的无力和落后。第三，运河的荒废。咸丰五年黄河改道以前，每年由京杭运河漕运南粮400 万石至北京，春秋漕船约4000 多只，分3 批组成100 帮左右，直航通州。由于运道要经过数河，水程情况复杂，必须经常修浚。但是，清代的运河修治，重点在维持漕运通畅，其他方面很少顾及，加上河工弊政带来的诸多人为灾害，不可能对运河进行综合开发和利用，一旦发生河患，运河亦受害，运道阻塞，反为水害。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南漕改行海运，江北运河一度因漕运不盛失于修治。黄河改道后，淮阴、扬州段运河开坝决堤均成大灾，淹没大片土地。太平天国失败后，又启用江北运河，但已是小粮船，并且改道中运河向北。光绪二十七年（1901）漕粮改折，漕运废止，光绪二十八年便停止运河漕运，运河渐渐堵塞，仅局部通航。到光绪三十年时，取消漕督，全废河运，运河渐趋荒废，黄河北岸到临清段的运河到民国时已成为平地。运河的荒废，表明近代河工的规模已大大缩小了。
第四节中国盐政的殖民地化中国盐政主权的丧失，是从盐税作为外债抵押开始的。
盐税作为外债抵押，主要开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英德续借款”。也有人认为始于光绪二十一年的“瑞记借款”，已开始以部分盐税作担保①。该借款合同的第六项规定以宜昌盐厘、鄂岸盐厘、皖岸盐厘作抵押。之后的一些借款，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庚子赔款借款”；光绪三十一年的“镑亏借款”；光绪三十三年的“湖北官钱局借款”；光绪三十四年的“京汉赎路借款”，宣统元年（1909）的“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借款”，宣统三年的“币制实业借款”等，都以部分盐税作担保。这时的盐税仅用作担保，而且不断扩大担保的范围和数量，但是盐税仍由中国的银行存储，盐政管理主权仍在中国。
1913 年4 月，袁世凯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举借2500 万英镑的所谓“善后大借款”，以全部盐税及关税余额作担保，先规定盐税收入一律存入五国银行。当时中国的全部盐税平均每年将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