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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后，该厂面临洋商激烈竞争，经营顿入困境，致使“裕晋”厂卖给德商、“裕源”厂拟招洋商入股，“大纯”和“华新”均岌岌自危。华盛总厂连年亏损，在支持了7 年之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盛宣怀改组为商办的“集成”纺织厂，后又改名“又新”，实际上被盛攫为己有。辛亥革命爆发，盛宣怀怕被政府查抄，聘英国人为总理，一度在香港注册，挂英国招牌。1913 年又改名为“三新”。
这一时期，陕西、山西、直隶、重庆、新疆等地官府先后拟购机设置纱厂，但均未成功。官商合办的呢绒厂有所发展，相继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上海创办的“日晖织呢厂”、次年在北京兴办的“溥利呢革厂”和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武昌设立的“湖北氈呢厂”问世。1918 年，南京建有官商合办的“利民柞绸纺织工厂”。此外，官方控制的企业在卷烟、造纸、印刷、制革、陶瓷及公用事业的水、电等方面均有发展。比较著名的如：天津“北洋烟草厂”（1902 年）、直隶唐山“启新洋灰厂”（1906 年）、“广州士敏土厂”（1906 年）、江西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1907 年）、山东“博山玻璃厂”（1907 年）、广州“广东电力有限公司”（1908 年）、“上海闸北水电公司”（1910 年）等。
辛亥革命后，清廷所办的民用工业一般为北洋政府接收，成为官僚资本企业。
（三）北洋军阀政府控制和创办的企业1。军事工业。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政府接收了清政府所办的军工企业，并由陆军部军械司作为主管机构，但江南造船所和福州船政局则划归海军部管辖。它们在保留各地兵工厂基础上，对湖北枪炮厂、广州机器局、四川机器局等均有程度不同的扩充，制造枪炮日趋新式。后来，各地军阀据地自雄，争战不已，纷纷“设立修械所、兵工厂等以造械弹”，造成军工企业“系统紊乱，兵器庞杂”的局面①。其间，新建较大的兵工厂为河南巩县兵工厂。
河南巩县兵工厂：由北洋政府筹设于1915 年。目的在于改变兵器制造“各厂自为风气，参差不齐”的局面②，选定河南巩县孝义镇建厂，以为各厂之规范。设备主要购自德国、美国，设有电厂、枪厂、压炮弹厂、炮弹工作厂、① 《中国棉货》，第169 页。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591 页。② 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 辑，第294 页。
① 《70 年来中国兵器之制造》，《东方杂志》第33 卷第2 号。1936 年1 月。② 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 辑，第679 页。
引信厂、机器厂等。1921 年后陆续建成投产。初期，专制各种山陆炮弹，后陆续投产制造手掷炸弹、飞机炸弹、攻城重炮弹、手枪、手提机关枪、八二迫击炮、七九步枪等。全厂职员110 多人，工人2200 余人，为北洋政府开办的大型兵工厂。
此外，湖南曾设有陆军工场机械厂。张敬尧督湘后，曾在原厂基础上维持生产。张敬尧逃离湖南前使该厂遭受严重破坏。后来，在此基础上建立“湖南兵工厂”，生产马克沁水机关枪、哈乞开司旱机关枪、自来得手枪、勃郎宁手枪、宝林式手枪及军刀、军用器具、工作机械等。
2。民用工业。
清政府所办的民用工业，一般由北洋政府接收，一些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为北洋政府收买，成为官僚资本企业。如北京清河镇“溥利呢革厂”的设备规模在全国毛纺织厂中居第一位。1915 年，北洋政府陆军部将其收买，改为“陆军织呢厂”。上海“日晖织呢厂”被财政部收归官办， 1919年又转租给商人经营。此外，北洋政府也创办了一些企业，主要有：华新纺织公司：1915 年，财政总长周学熙为北洋政府筹建于天津。额定资本1000 万元（官股十分之四，商股十分之六），以其弟周学辉为督办，并取得在直隶、山东、河南三省30 年专利权。当时政局动荡，商股裹足不前，筹建未见成效。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段祺瑞内阁遂发文撤销该公司，派官员前往接收。周学熙乃与股东多方活动，使公司得以保存，并撤销官府督办，改为商办公司。1919 年，该公司正式建成，并使天津、青岛两家纱厂投产。天津纱厂拥有25000 枚纱锭，当年获利150 万元。青岛纱厂拥有33000多枚纱锭，当年投产5000 枚。其后，该公司又分别各以80 万两资本在唐山、卫辉建立两个厂，使四厂股本总额达1000 万元，获利颇丰。
湖南第一纺纱厂：原名经华纱厂，由吴作霖借公款始建于1912 年。第二年被汤芗铭收为省有。后因政局不稳，建设迁延，至1917 年改由华实公司承租续建，到1920 年正式建成。该厂购置机器用费200 万元，有纱锭40000枚，但生产效益不高。1926 年，收归官办，更名“湖南第一纺纱厂”。
陕西制革厂：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陕西第一牧场公司经理高幼尼等提议创建于西安。宣统三年（1911）被收为官办，隶属省都督府，更名“陆军制革厂”。年底扩充资本达12 万元。不久，又更名为“陕西制革厂”。该厂以生产军用皮件为大宗，长期由军人把持，对产品予取予求，很少营利。此外，北洋政府还经营有安徽宣城水东煤矿、贵池馒头山煤矿、湖北象鼻山铁矿、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河北斋堂煤矿等一批民用企业。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少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投向近代企业。当时，黎元洪、段祺瑞、靳云鹏、曹锟、冯国璋、徐世昌、徐树铮、梁士诒、倪嗣冲、张勋、周学熙、李纯等45 位军政要人到1919 年已投资采矿、冶炼业14家；建筑水泥业3 家；公用事业6 家；化工6 家；纺织业8 家；粮食加工3家；农林垦渔等业9 家；其他企业6 家①。投资主要是商办企业。投资地区遍及17 省，但大半企业集中在华北，尤以天津为多。如天津在1915 至1920年间组成的“裕元”、“恒源”、“华新”、“裕大”四大纱厂，为官僚、军阀集资创办，其中有总统4 人、临时执政1 人、大元帅1 人、总理2 人、督军9 人、总长11 人。这4 家纱厂资本占天津市总资本的48。7％。
① 据魏明《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一文载表统计，《近代史研究》1985 年第2 期。这些军阀、官僚往往一人在诸多企业占有股份，并凭借政治权势和经济实力在企业中充当理事长、董事长、监察等要职，有的则独资创办。如王占元，除独资创办“汉口第一纺织公司” （1916 年，资本300 万元）和“庆丰面粉公司”（1921 年，资本60 万元）外，还向“金城银行”（1917 年）、“中华懋业银行”（1919 年）等金融业投资。张勋曾投资于11 个企业，其中在“中兴煤矿”投资80 万两，任该矿监察人；又在“久兴纺织公司”投资90 万两，任董事长。官僚、军阀参与投资的企业在当时工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民间机器工业的壮大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面对民族危机，掀起了“设厂自救”，实业救国热潮。清廷也被迫放松对民族工商业的限制，并采取了一些奖励民族工业发展的措施，使民间机器工业有了初步发展。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1913年，资本在万元以上的民间机器工业约产生463 家①，涵盖了矿冶、纺织、缫丝、食品加工、水电、火柴等诸多类别。辛亥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对投资设厂产生更高兴趣，随之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列强一度减轻对我国经济压力，商品倾销减弱，出口需求增大，商品市场扩大。这些因素，造成有利工业发展的社会环境，使1914 至1919 年间民间机器工业有了重大发展，企业数字成倍增长，尤以纺织、面粉、电气、烟草发展显著，此外还涌现了化工、橡胶等一些新兴工业。
1。轻纺工业。
（1）纺织业。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3 年，共设立轧花厂、纺纱厂、织染厂、缫丝厂、呢绒厂、织麻厂及其他纺织品厂共159 家①。1914年后，纺织业空前发展，到1920 年前，企业总数增至475 家（含有少部分官方控制的企业）②。纱锭由1914 年的502700 枚增至1919 年的851032 枚；织布机由1914 年的2300 台增至1919 年的2650 台，1920 年达到4310 台③。其中，不少原有企业得到恢复和扩大，新设企业则逐步由东南沿海、沿江地区向奉天、山西、河南乃至陕西、甘肃等内地发展。此外，丝织业也有明显发展，民国初年已约有433 家，丝车达166754 部。这些丝厂大多建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后，每厂大约有丝车400 至500 部④。针织工业这时开始兴起，机器织袜、织毛巾、织衫裤等企业逐渐在上海、江苏、浙江、天津、山东、四川、辽宁、湖北等地区得到兴办。在各类企业中，出现了一些较大规模的棉纺织企业。
申新纺织公司：以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为主体，集资30 万元，1915 年创办于上海。1916 年，第一厂正式生产。1917 年，在上海收买恒昌源纱厂，改为第二厂。1919 年，在无锡设立第三厂。其资本在初创时仅为21。73 万元，到1917 年达到70 万元，1920 年达到189。2 万元，5 年间，增长约8。7 倍。① 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下册，第869—920 页资料统计。① 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下册，第890—904 页资料统计。② 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第56 页。
③ 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487 页。
④ 同上书，第511 页。
其设备增长很快，纱锭数在1916 年为12960 枚，到1922 年达到134907 枚，较前增加10。4 倍。布机数在1918 年为600 台，到1922 年增至1615 台，增加2。69 倍⑤。到抗日战争前夕，申新已有9 厂之多， 成为我国著名的民族资本纺织企业。
大生纺织公司：张謇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筹设于江苏南通。光绪二十五年（1899）建成第一厂，试生产成功。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崇明久隆镇创办大生二厂。到宣统三年（1911）止，两厂已获净利约370 余万两。为给纱厂提供原料，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开始创建通海垦牧公司，10年后初具规模，其所产棉花在南洋劝业会上获优等奖牌。从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1901—1907），张謇围绕大生纱厂创办了19 个企业，主要有利用轧花棉子榨油的“广生油厂”；利用油厂“下脚”制造皂烛的“大隆皂厂”；磨粉以供浆纱与食用的“大兴面粉厂”；为解决运输而设立的“大达轮步公司”和“船闸公司”；为解决机械设备维修设立的“资生铁冶厂”；从事实验的染织考工所等，形成以纺纱为中心的大型企业。到1921 年，大生一、二两厂资本增至360 多万两，历年纯利累增总额达770 余万两。到1924 年，大生已增为4 个厂，资本达770 余万两，纱锭150000 枚，布机1500 多台。（2）面粉业。机制面粉业在甲午战争后续有增长。光绪二十二年（1896）至1913 年新设企业57 家；1914 至1919 年新增64 家，1919 年时实有企业99 家，资本达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