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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破四旧中，各类宗教也被列入革命的对象，宗教活动被迫停止，许多寺庙教
遭到破坏。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北京１０多所学校的红卫兵冲进天主教玛利亚
方济格修女会，要求驱逐外国修女。２６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宣称，接受红卫兵
和群众的要求，取缔这个修女会，接管这个修女会所办的圣心学校。２８日北京公
安局宣布驱逐８名“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外国修女出境〔３８〕。北京有些红卫兵
提出“消灭伊斯兰教”，立即引起中央领导的警觉。周恩来闻讯后，马上召开宗教
事务和统战部门负责人会议，指示不能这样做，又在接见红卫兵时指出这一点〔３
９〕。但是各类宗教活动均不得不停止。在其他一些城市，发生了砸毁寺庙的事件
。上海的玉佛寺、静安寺、法藏寺、徐家汇天主教堂均被砸〔４０〕。著名的佛教
圣地湖南南岳遭到严重破坏，１５座寺庙中自唐朝以来铸塑的４７９尊佛像、３９
５尊菩萨、６４９尊罗汉和珍藏了千年之久的５４部藏经书、５０３副贝叶象和大
量佛事设施都被砸毁，被焚烧，仅从山上拉下来作为废旧物资处理的铜、铁碎片就
达６０余吨〔４１〕。在回族聚集的宁夏海原县，在三四天内就有６７座清真寺、
１７座寺庙被拆毁〔４２〕。全国各地此类文化和文物破坏事件罄竹难书。
２．对“五类分子”、“黑帮”、“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以及范围
十分宽泛的政治边缘人群，进行侮辱和迫害，对他们的住所实行搜查，没收私人财
产，俗称“抄家”。
文化习俗层面的破四旧活动开始不久就迅速发展到对一切“牛鬼蛇神”的残酷
斗争，斗争的对象不断扩大，范围十分宽泛，除了早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
右“五类分子”外，通常还有资本家、部分小业主、被批判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如
学校的校长、老师）、“学术权威”、共产党外的“民主人士”、有政治历史问题
的人（如国民党的党、政、军、警人员）、“”（按照当时标准行为不端者）
等。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的行为有非常大的随意性，即使按照当时的政策，打击面
也严重扩大化，许多教师被打，许多人仅仅因为出身不好被迫害。红卫兵发布了对
这些人实行侮辱和迫害的勒令，如：“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们，出门必须带（戴）
牛鬼蛇神牌，由群众监督，如有违者，严加处理。”“一切牛鬼蛇神，黑帮狗崽子
们不经群众通过，不许领薪，我们要降老王八蛋们的薪，只给混蛋们活命钱！〔４
３〕”
红卫兵对所谓五类分子、“黑帮”、“牛鬼蛇神”的住所实行搜查，没收私
人财产，即“抄家”。红卫兵的通告中很少正面阐述抄家的目的，从实行的情况看
，最初大概是要搜查所谓“变天帐”和没收私人的财产，后来成为惩罚“阶级敌人
”，炫耀威风的例行手段。文革前的阶级斗争教育反复宣传：地主、反革命分子把
地契、旧政府的委任状藏匿起来，盼望国民党复辟“变天”。于是红卫兵要搜查反
革命的证据。另外，阶级斗争教育也告诉青年，地主、资本家的财产是剥削所得的
不义之财，所以红卫兵要将其没收。文革开始时，共产党取得政权只有１７年，被
打倒、被专政的人当中不是没有人怀恋旧社会，或者怀着对共产党的仇恨和变天的
愿望，红卫兵也确实搜查出一些地契、委任状、枪支等物品，但是这完全不能作为
红卫兵私自侵犯居民住宅，公然践踏居民合法权利的理由。至于说到私人财物，红
卫兵更是无权没收。很多人仅仅是因为家中的旧物件中留有旧政权或者旧政治人物
的遗迹，如国民党旗、中华民国国旗或者蒋介石的头像之类，而被当作反革命批斗
。例如上海的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被抄家，因为红卫兵听说傅雷夫妇在自家的小
花园里埋过“变天帐”，其实那是傅雷夫妇夜间打着手电筒在自家的小花园进行嫁
接实验。红卫兵掘地三尺，一无所获之后，在傅家的房间里翻出一只箱子。那是傅
雷的姑母寄存在傅家的，而傅雷从未打开过。红卫兵从箱子里查出一个老旧的小镜
子，镜子的背面嵌着蒋介石的像，又在一本旧画报上，发现一张宋美龄的图片。傅
雷夫妇因此被批斗，继而不堪凌辱，双双自尽〔４４〕。据当时统计，８、９月期
间，北京市有３３，６９５户被抄家〔４５〕，被没收的物品包括“枪支２６８支
；弹药１１，０５６发；凶器１９，６７６件；地契、变天帐４１，２９４件；反
动旗子１，０４８面；反动日记、诗文６，８２０本（篇）；反动证章、证件１４
，３９８件；反动官服９０２件；黄金１０３，１３１两；白银３４５，２１２两
；现金５５，４５９，９１９元；文物、玉器６１３，６１８件。〔４６〕”很难
相信所谓“凶器”、“反动旗子”、“反动日记”之类统计的真实性，但是仍然可
以从中看到红卫兵要查抄些什么。另据统计，北京市查抄没收了大量的金银、金银
制品，以及现金、存款、公债、外币４，４７８万元；由各区、县收存的文物、字
画、硬木家具等实物３３０。５１万多件；各区、县收存的财物变价达１，８６７
万元〔４７〕。据上海市当时的统计，从８月２３日到９月２５日止，全市共抄家
１５７，７００户占全市总户数２４１万户的６。５％。其中市区１１４，５００
户，占市区１３９户的８。２％，全市６万多工商业者遭抄家，几乎无一幸免。抄
家中，全市共抄出黄金６４。９万余两，各种金银首饰９０。７万件，钻戒、钻石
４万多只，珠宝、玉器、古玩２７万余件，美钞３３４万元，其他外币３３０余万
元，银元２３９万元，现金、存款、公债３。７６亿元〔４８〕。天津市红卫兵组
织从８月下旬至９月下旬共查抄了１。２万户人家，共抄出１。３万辆汽车的财物
，装满了约６万平方米的５２座临时仓库〔４９〕。其中现金５５６万元、存款４
０５０万元、公债２６１万元、黄金４万多两、金银饰品６万多件、银元６０多万
元〔５０〕。据不完全统计，武汉市红卫兵查抄２。１万人家，抄出黄金１，１１
０斤，白银１，８００斤，银元２６。７万块，现金和存款４４０万元，查抄和揪
斗中发生自杀事件１１２起，死亡６２人，游斗折磨致死３２人〔５１〕。触目惊
心的庞大数字说明了破四旧造成的全民族的浩劫。
３．驱逐所谓“四类分子”等人员离开城市，遣返回乡。破四旧运动中，北京
的红卫兵首先发布通令，驱逐被认定为“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
子）的市民离开北京市，后来逐步扩大到“五类分子”（即再加上“右派分子”）
，“六类分子”（再加上资本家）以及其他一些被认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
水利电力部北京勘测设计院东方红战斗组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发出《最后通牒—
—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立即滚蛋！》，“勒令职工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狗崽子们限八月
底前离京返乡，接受当地革命群众管制，进行劳动改造，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
耍花招。”这个“最后通牒”应当是对此前红卫兵倡议的响应，没有见到资料。目
前保留下来可供引用的另一个倡议是８月２４日“北京四中革命师生”发出的传单
《通令——关于驱逐四类分子的五项命令》。通令要求：“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以
前，一切钻进北京的地、富、反、坏分子必须滚出北京。滚回老家老老实实地劳动
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如不老实，立即镇压。”“各派出所把所有地、富、反、坏
分子名单用大字报公布，走一个销一个，便于群众监督、检查。”被驱逐的居民，
包括很多随子女在北京料理家务，照看孙辈的老者，由红卫兵押送回原籍，其中不
少人被剃了光头、“阴阳头”，沿路遭受凌辱、殴打，一些人惨死于遣返途中的毒
打和虐待〔５２〕。许多北京居民为了躲避红卫兵的暴虐，赶在红卫兵搜查之前送
阶级成分不好的老人或者亲属逃离北京。在８月下旬至９月约４０天，北京市全市
有８。５万人被驱赶回原籍〔５３〕。另有统计，８月１３日至９月１５日，北京
９个城区和近郊区共迁出７７，０００余人〔５４〕。北京红卫兵的作法很快传到
上海等其他城市。据当时统计，至１０月１０日止，上海全市已有９，２６０余人
被遣送回乡〔５５〕。广西南宁市数千户居民被当作“四类分子”遣送回原籍监督
劳动〔５６〕。据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印发的参考资料之四，《
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全国各城市至１０月３日为止，从城市赶走的地、富、
反、坏分子１４１，７００名，资本家和房产主１１，１００名，其他牛鬼蛇神６
２，３００名，上述人员的家属１８２，３００名，赶走人口总数３９７，４００
名。此外，据称“破获反革命案件”１，７８８起，没收黄金１１８。８万两〔５
７〕。
中共中央及各地党政部门原则上认可红卫兵对“四类分子”等阶级敌人的抄家
和驱逐活动，要求基层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