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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驱逐活动，要求基层派出所予以配合，同时中央又劝告红卫兵要进行调查，要遵
循一定的政策界限，区分人民内部和敌我两类矛盾。周恩来等领导人对红卫兵讲：
搜查也必须搜查，但是最好与解放军、派出所三方面商量，要调查研究；一般的地
主，如果到北京已经落户了，原籍也没有家的，不需要把他们马上赶走；右派分子
已经摘了帽子的就不算右派分子了；一般资产阶级分子，如果老老实实奉公守法，
有选举权，不一定马上打倒，不要搜查、抄家〔５８〕。正因为有中央的支持，大
规模的驱逐才有可能成为事实。而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具体政策要求口气缓和，多属
于劝说，不是严厉的批评，红卫兵的激烈作法通常得不到有效的制止。当时的官方
传媒没有报道红卫兵大规模驱赶“四类分子”的行动，高层领导恐怕对报道此类情
况所产生的国际国内影响有所顾及。
４．打人、关押、人身折磨等疯狂的暴力。破四旧运动期间打人成风，全国各
地都发生对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们进行殴打、监禁、强迫劳动等非人的摧残，
而以中共中央所在地北京最为严重。在大大小小的批判斗争会上，在抄家的过程中
打人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８月２３日，北京的红卫兵在孔庙大院烧毁市文化局收
存的戏曲道具和戏装，并把北京文化界知名的作家、艺术家分别挂上“牛鬼蛇神”
、“反动权威”等牌子进行批斗。著名作家老舍被毒打，次日投湖自尽〔５９〕。
８月２５日，在抄家的高潮中，北京发生两三起被抄家者、被批斗者反抗的事件，
其中崇文区揽杆市一个市民用菜刀砍伤了来抄他家、对他和家人实行暴力批斗的红
卫兵。红卫兵认为这是严重的阶级报复事件，由此变本加厉地疯狂实施暴力，成批
的无辜市民被毒打致死，北京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据北京市的统计，１９６
６年８、９月期间，北京市被打死的人竟有１，７７２名之多〔６０〕。另据当时
统计，自９月１日至２５日，上海市区４８９所中学当中，有３６１所中学的红卫
兵有打人行动，被打的人达１万余人，打死１１人〔６１〕。破四旧过程中，红卫
兵还把学校和社会上的很多“五类分子”、“黑帮”、“牛鬼蛇神”抓到学校，关
押起来，实行“劳动改造”，进行折磨。许多学校私设各种名目的刑堂、关押场所
。后来揭露出来的北京六中劳改所是其中的一例。该校红卫兵设立“劳改所”，关
押本校的教职员工、学生和从校外抓来的所谓“牛鬼蛇神”，实行惨无人道的毒打
和折磨。该校高中学生王光华和８６岁高龄的老校工徐霈田在劳改所中被折磨致死
〔６２〕。六中红卫兵在这个劳改所的墙壁上涂写了“红色恐怖万岁！”几个字。
北京航空工业学校“井岗山”战斗队印发题为《伟大的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
说：“红色恐怖笼罩着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革命人民欢呼好得很！”上
海中学高二（６）班红卫兵于１９６６年９月１日翻印这份，在上海散发。哈尔滨
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编印的《造反有理》报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３日创刊号发表
社论《鬼见愁——红色恐怖万岁！》宣称：“只要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存在
，我们就要造反，就要搞红色恐怖！”然而，由于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了“要用文斗
，不要武斗”的政策，群众也反感打人，所以公然鼓吹打人的文告并不多见。
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领导感到了红卫兵打死人现象的严重，林彪、周恩来等领
导人讲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北京市委发《紧急通知》进行劝说，这才在９
月上旬，逐渐遏制了暴力现象急剧蔓延的势头。
在破四旧过程中，一些红卫兵也依据当时中央的政策，提出“要用文斗，不用
武斗”。在红卫兵中具有很高权威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
和清华附中红卫兵都散发过含有这样内容的通令、传单。他们的这些文告是在响应
当时中央的政策宣传，或者得到了有关领导的指点，对限制和遏制暴力的发展都起
过一些积极作用，但是也必须指出，他们的文告与行动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他们对
于制止武斗并不是很认真的。９月５日之后，“西纠”多次发布通令，要求“严禁
打人，严禁体罚及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６３〕，但就是这个西
纠的主要发起组织和主力之一，北京六中红卫兵并没有因为西纠自己的通令而停止
打人，９月２７日至２８日他们将本校学生王光华抓到“劳改所”毒打致死；１０
月初又残酷折磨本校职工徐霈田致死。两起命案的主要责任人都是西纠队员。直到
１１月１９日和２１日，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等人直接到现场过问，北京六中红卫
兵的劳改所才得以解散。为了对抗人们对红卫兵暴力的指责，西纠在发出反对武斗
的通令之后不久，又发布通令声称：“我们要严厉警告那些妄图反攻倒算，变天复
辟的混蛋们：以前，我们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出于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抄了你
们的家，打了你们的人，给你们戴了高帽子，牵你们去游街示众，赶你们回原籍劳
动改造。我们认为：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戴了就戴了，赶了就赶了，没有什
么了不起的！你们想利用群众运动中的一些缺点，猖狂反扑，进行阶级报复。告诉
你们，这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每一个纠察队员完全有权力、有义
务协助革命群众，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６４〕”清华附中红卫兵
８月２７日发表《红卫兵战校（前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提
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打人“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他们（指斗争对象—
—引者注）的灵魂”。但是，就在这个传单发表的前一天，清华附中红卫兵还在本
校召开的斗争会上疯狂打人〔６５〕。
中共中央当时的政策是引导红卫兵用文斗，不用武斗，但是不能打击红卫兵和
革命群众，不准对打人的红卫兵实行法律制裁。公安部长谢富治８月下旬在北京市
公安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
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８月下旬他在甘肃、陕西、湖北省和北京市公安局负
责人座谈会上插话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
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
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６６〕”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不是谢富治
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共中央的政策〔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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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楼
“破四旧”的文化与政治
四，破四旧并非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向
红卫兵破四旧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声势，动员了成千上万的青少年，波及到社会
的各个角落，触及到广泛的社会阶层，但是事态的发展逐渐显露出破四旧运动隐蔽
的问题——它偏离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向。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向是什么？这个问题在运动最初的两个月内并不清晰
。中共中央５月１６日《通知》对此只作了原则的阐述。７月下旬以前，主持中央
工作并领导运动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运动主要限于文化教育界；领导群众运动的
是党委或者工作组。因此人们多不清楚：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文化教育界的革命，还
是以党内斗争为中心的全面的政治革命？主要的斗争或者审查对象是文化教育界的
领导人、知识分子，一般党员、基层干部，还是党内各级直至中央的领导人、当权
派？运动由党的各级组织领导，还是脱离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体系，在中央领导下
，放手让群众自己去进行？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
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中共高层领导开始明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的政治意图。８月８日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十六条”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运动如何领导，如何推进仍然不甚明了。大部分领
导人对运动很不理解。
８月１日毛泽东给与工作组发生冲突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对他们表示热烈
的支持，其意图应当是鼓励青年学生与工作组斗争，突破党的组织体制的限制开展
运动。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与百万群众见面，接见红卫兵，同时新闻媒介披露了
中央领导人事的变动，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的第二位领导人，刘少奇的地位下降
。就在运动的主要目标逐渐揭示出来的时候，８月２０日红卫兵开始了破四旧的行
动，并且迅速抢占了群众运动的风头，盖过了同一时期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