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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年轻男子，为了逃避强迫劳动来此避难的，这种抓人强迫劳动的事越来越严重了。
在我里头还有一些东西在扰动，总得到了哈林才能安息下来。当然，娜莉在那儿。但贝雅古屋里有东西在呼召我，招引我，叫我要回家。
但问题是怎么回去。威廉有一辆供养老院办理公事用的车子，但只准许在喜华森城内行驶。经过许多次的电话联络，威廉告诉我，行程已经安排好了。
当我们出发时，路上还没有别的车辆。一路上直到我们约定的地点，我们只越过两辆汽车。在约好的地点，我将换上一辆由哈林来的车子。前面，我们看见一辆车子停在路边的雪地上，看来是一辆黑色高级的长轿车，车牌上显示出是政府的专用车辆，车窗后面装有布帘。我与威廉吻别，然后按照指示，很快地踏入这辆高级轿车的后座。即使在下了窗帘的阴暗车厢中，我也晓得那个坐在旁边的笨拙大块头是谁。
我叫了起来：“赫曼！”
他用那双大手握住我的双手说：“我亲爱的柯丽，感谢神准许我再看到你。”
我最后一次见到毕伟是在往海牙运载犯人的车上，那时他坐在两名士兵中间，光秃的头上受伤流血。如今在车里，他却挥开我的同情，仿佛那只是很小的一件事，不值得再去谈它。
仍像往常一样，他对哈林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当那个穿着制服的司机载着我们在空寂的公路上飞驰时，他把我心中最迫切想要知道的事都详详细细的告诉了我。我们屋内的犹太人全都安全脱险，只有余玛丽在街上被捕以后，给送到波兰去了。我们这一群地下工作人员仍在继续活动，只是其中有许多年轻男孩已经暗地躲藏起来了。
他警告我对贝雅古屋的改变要做心理上的准备。在警卫撤销以后，有好些无家可归的家庭曾陆续进去住了一段时期，只是他相信此刻铺子上面的住宅没有人居住。即使在警卫尚未自贝雅古屋撤销之前，衷心的杜丝已经从舒城监狱中回来了。她重开了钟表店的生意。隔邻的眼镜匠贝其士先生好心在自己的铺子里分给她一点地方。就这样，杜丝从顾客那里取来钟表，然后交给我们的修理匠，让他们在自己家中修理。
等我的眼睛适应车中微弱的光线以后，我对这位老朋友的面孔才看得较为清楚。他那个畸形的头颅上多了几个肉节，牙齿也掉了几颗——但是那次的拷打对他原来就很丑的外型并没有任何影响。他仍旧是那么胸襟宽阔、和蔼可亲。
轿车已开始沿着哈林狭窄的街道向前驶去，越过史班桥，驶过圣柏和教堂阴影下的批发市场，最后进入百德街。车子还未停稳，我已踏出车门，跑进小巷，穿过侧门，投入娜莉的怀中。她和她的女儿们整个早上都在这儿扫地、抹窗、晒床单，欢迎我回家。在娜莉的身后，我看见杜丝站在通往前铺的门槛上，又哭又笑。笑的是因为我回来了；哭的是因为父亲和碧茜，这仅有的两个她所爱的人却永远不会再回来。
我们大家一起在屋子里和铺子中穿插，看看这边、摸摸那边——“记得碧茜怎样摆这些杯子吗？”“记得美达怎样责备游西把他的烟斗留在这里吗？”我站在餐厅外的梯口上，用手抚摸那座名贵挂钟上的平滑木料。我仿佛看见父亲站在那里，甘田跟在后面。
“我们不能让这钟停下……”
我们打开挂钟的玻璃面，把时针和秒针都对准我的腕表，慢慢地拉下钟锤。我终于回到家中来了！于是生活像这座挂钟一样，又重新开始：早上在工作室中修理钟表，午间多数的时候，我会踏着那辆没有胶轮的脚踏车到波士安荷文街娜莉家去。
然而，奇怪的是，我还是没有回家的感觉。我仍在等待、仍在寻找。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在巷中和附近的运河旁梭巡，沿路呼叫着“玛赫·沙拉·哈施巴斯”的名字。在我们隔壁下去三家住着一位卖蔬菜的老妇人。她告诉我当我们被捕的那夜，那头猫在她门口咪呜地叫着，她开门让它进来。好几个月的时间，附近的孩子们联合起来，为“老祖父的猫”带来食物。他们从垃圾桶中找来一些残羹碎屑，有的甚至从他已经食物稀少的餐碟中故意留下一点东西，瞒着母亲，偷偷带来给那头猫，因此“玛赫·沙拉·哈施巴斯”也就一直能保持身体肥胖，皮毛光泽。
直到十二月的中旬，一天晚上她叫它时，它没有再出现，以后也再没有见过它。我继续到处搜索，但心不禁直往下沉。在这个缺粮的荷兰冬天，无论我如何呼叫，都从来没有引出一只猫或一头狗来。
令我感到怅然若失的不单是那只猫；贝雅古屋需要有人去住满它的房间。我记起父亲那夜对海牙那个特务头子所说的话：“我会为任何一个有需要的人开门……”在这城里没有别的人比那些低能的男女有更大的需要。自从纳粹占领荷兰以来，他们都被家人藏在后房。他们的学校和训练中心都关闭了，因为德国政府把他们划归为不适于生存的一类。很快就有这样一群人住进了贝雅古屋。他们还不能出到街上去。但在这里他们至少有一个新的环境，我也尽量利用工作余暇给他们安排一些节目。
但我内心依然没有安息。我回来了，有了工作，而且很忙——但我是真的忙吗？许多时候，我坐在工作台上开始工作，但突然发觉到自己竟呆呆地坐在那儿望着空间已有一个钟头了。杜丝找到一个父亲亲手训练出来的修理匠，手艺相当高明，因此我在铺子里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不管我要找的是什么或者是谁，他们都不在铺子里。
但他们也不在楼上。我爱那些在我照料下的驯良人，但这幢房子的本身已经不再是一个家了。为了碧茜的缘故，我找来一些盆景，把它们放在每一个窗台上。但因忘了按时浇水，结果全都死光了。
也许我怀念地下工作的挑战。于是当全国性的地下工作总部要我替他们办一件事时，我热心地答应了。他们给哈林狱中的一名囚犯伪造释放的文件。我心想，还有什么比带着这些文件，转过一个街口，送进那些熟悉的木门后更容易做的事？！
但当警局的门在我身后关上时，我的心跳开始加速。假如我不能再走出去的话怎么办呢？如果我中计被捕的话怎么办呢？
一位满头橙红色头发的年轻副警长从收纳公文的办公桌后走了过来，说“有什么事吗？你是奉命见谁的？”
那时罗武。但他为什么要这么硬生生地对我说话呢？难道他要逮捕我吗？难道他们又要把我禁闭起来吗？我说：“罗武，你不认识我了？”
他仔细地看了我一眼，好像要刷新自己的记忆，然后泰然自若地说：“当然！你是那位开钟表铺的女士！我听说你被关了一段时候。”
我张口结舌地望着他。为什么呢？罗武完全晓得——忽然我想起我们是在什么地方。我们是站在警局的中央通道上，有半打以上的德国士兵正望着我们。而我竟向一位同组的工作人员指名招呼。这岂不等于承认我们之间有特殊的关系吗？然而地下工作最重要的一项规定是……我舔了舔嘴唇，我怎么会那么愚蠢呢？
罗武把那些伪造的文件，从我那双发抖的手中接了过去，略略看了一下，便说：“这些文件必须由警察局长和负责监视的军事机关共同通过才行。你可以在明天下午四点钟时再把这些文件带来吗？警察局长正要准备开会，直到——”
我没听清下面的话。当罗武才说“明天下午”几个字时，我已经箭步走到门口。我在路边的人行道上站了许久，直到膝盖停止颤抖。如果需要任何的证据来证实我没有胆量和机智的话，这就是了。以前我若曾一度表现过勇气和技能，那都是神的恩赐——只是祂借给我的才能，叫我能够胜任所负责的工作。如今这些工作技能没有了，显然表示这已不再是祂要我做的工作。
我慢慢地踱回贝雅古屋。就在我要走进小巷的那一刹那，我领悟到我所要寻找的是什么。
那是碧茜。
自从我跑到医院的窗口，发觉她已经永远离开了赖文集中营时起，每时每刻我都在想念碧茜。在我的意识中，我以为只要回到哈林以后，在这间钟表铺和她所爱的家里我还会找到她。
但她不在这里。自她去世以后，我如今才第一次想起她对我说的话：“柯丽，我们必须告诉别人，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我们所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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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由那个礼拜起，我开始讲述的工作。如果这是神给我的新工作，祂必会为我预备力量及该说的话语。我骑着那辆没有胶胎的脚踏车，在哈林市和附近的小镇上来往奔走。为要带给人们一个消息——喜乐要比失望更根深蒂固。
一九四五年，在荷兰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令人高兴的事。然而这也正是当时的春天人们最需要听的一种信息。那年的春天，哈林不再有“哈林新娘”的花香；河边只剩下那只树桩子，因为太大了，才没给人载走当柴烧。田园里也不再有郁金香像彩色地毡一样地点缀着原野，因为所有的花球茎都给吃光了。城中没有一家没有悲剧的。在这些绝望的日子里，我在教堂、俱乐部与私人的家中传述碧茜和我在赖文集中营里所学到的真理。
每次在这样的聚会里，我都要讲到碧茜的头一个异象：在荷兰设立一个疗养院，叫那些心灵深受创伤的人来休息，学习如何重新投入社会中去生活而不再惧怕。一次在我讲完这个异象以后，一位身材窈窕的高贵妇人向我走来。我认得她，她是韩冰玲夫人。她的家在卜萨门多的市郊，据说乃是荷兰最美丽的房子之一。我从来没有见过里面如何，只见过那个大庄园边缘的树林。那座美丽的房子就在大庄园里面。当这位衣饰高贵的妇人问我是否仍住在百德街上那幢古旧的小屋时，我不禁有点诧异。
“你怎么——是的，我还住在那儿，但——”
“我母亲常常告诉我关于贝雅古屋的事。她常到那里去与你的一位姨妈见面。我相信她是做慈善工作的，对吗？”
刹那间，往事都浮现在眼前。打开侧门，让一位身穿缎纱，头戴镶着羽毛帽子的妇人进来。上楼时她的长裙和阔大的帽子轻擦着狭窄楼梯的两边。然后贞苏姨妈会站在门口，以一种肃穆而热切的表情迎接她。
韩冰玲夫人说：“我是一个寡妇，但我有五个儿子加入反抗军，四个还好好的，只是第五个儿子自从给解到德国去后，一直没有下落。当你演讲时，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不住地说：‘仁会回来的，为了感恩，你要把家开放来成全彭碧茜的这个异象’。”
两个礼拜之后，一个小男孩从侧门送来一封带着香味的信封，里面信纸上只有一行斜写着的紫色字迹：“仁回来了。”
韩冰玲夫人在她田庄的入口处亲自等着我，我们一同在通往住宅的大道上走着，两边的古老橡树在我们头上交错成荫。绕过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