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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冰玲夫人在她田庄的入口处亲自等着我，我们一同在通往住宅的大道上走着，两边的古老橡树在我们头上交错成荫。绕过最后一个弯时，我们看见一幢有五十六个房间的大厦座落在一片极大的草坪当中。有两位年老的花匠正在花圃中工作。
韩夫人说：“我们好久没有好好地料理花圃了。不过我想我们还能把它重新弄好。你认为让那些释放出来的囚犯们栽种花卉会对他们有帮助吗？”
我没有回答。只望着那人字形的屋顶和镶着铅板的窗户，那么高的窗……
我的喉咙发燥。“里面——里面是不是有铺着嵌花木料的地板，正厅的周围有一圈宽阔的画廊，壁上镶着半浮雕的人像？”
韩夫人以惊奇的目光望着我：“那么，你曾来过这里！只是我不记得——”
我说：“不，我只是从别人那里听见——”
我没有再说下去，我怎么向她解释我自己也不明白的事呢？
“从一个曾经到这里来过的人口中听见的。”她简单地替我说完了那句话，丝毫不了解我心中的迷茫。
我说：“是的，从一个曾经到这里来过的人口中听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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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第二个星期，联军收复荷兰。荷兰的国旗飘荡在每一个窗口上，荷兰的国歌在解放了的电台中日夜播放。加拿大的军队把囤积在边界上的粮食，加速运到城市里来。
六月，数百人中的第一批抵达了在卜萨门多的美丽疗养院。在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对他们的损失缄默不语，有些人则说个不停；有些人畏缩不前，有些人则过于主动。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心灵深受创伤的人。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是从集中营出来的，其中有些人在荷兰本土的某个阁楼或后房的储物橱中藏匿了两年、三年甚至四年的时间。
在第一批到来的人当中，有一位就是康师母，也就是当年百德街上另一件钟表铺主人的寡妇。康先生在秘密的藏身处死了。她独自到我们这里来，头发灰白、老态龙钟，只要是一点点的响声就会吓得跳了起来。其他到卜萨门多的人，也都因空袭、丧失家人或是战时不停的迁徙而身心均受损伤。自一九四七年开始，我们也接纳在印尼受过日本人禁闭的荷兰人。
虽然这一切都不是出于特意的设计，但事实证明这种安排对那些曾在德国坐过牢的人确实是最好的设计。当他们各自生活时，他们很容易自叹自怜，心中只记着他们自己所受种种苦害；但在卜萨门多，他们有机会体验到自己并不是唯一受害的人。对这样的人，治疗之钥都一样，每个人都有一种创伤需要饶恕；或是那位检举他的邻舍，或是一位残忍的狱卒，或者是一名有虐待狂的德国士兵。
奇怪的是，人们最难饶恕的倒不是德国人或日本人，却是曾与敌人合作的荷兰同胞。我们时常在街上看见他们。他们的头被剃光了，眼中流露着畏缩的神情。这些与人合作过的人如今十分可怜；他们被逐出家门之外，找不到工作，在街上受尽人的讥笑和辱骂。
起初我以为我们也应该把他们邀请到卜萨门多来，与那些曾被他们害过的人左右同居，好叫他们彼此之间能生出一种共同的怜悯来。但事实证明这种办法行不通，因为那些受害的人在心理上还没有准备好。我试了两次，结果双方打起架来。因此一旦等到国内再度开办为低能男女而设的学校及收容所之后，我便把贝雅古屋交出来作收容这些曾与敌方合作的人之用。
事情就这样地干下去。战后的数年，我们作各样的尝试，犯了错误，再继续学习。那些前来为战后受害人义务服务的医生、心理治疗专家和营养专家们，有时对我们这里松弛的管理方法感到惊奇。早晚的崇拜聚会中，大家可以随时进进出出，用膳时也没什么好的礼貌。有一个人每天早上三点钟起来散步，走到哈林市去。但我没有勇气吹警哨或斥骂，也不愿意考虑装闸门或定下宵禁的时间。
果然，到了时候，人们都各自找到办法消除心灵深处的隐痛。正如碧茜所说的，这常常要从花园开始。当花儿开放或蔬菜成熟时，人们就较少谈论以往的苦境，较多谈论明天的天气。等到他们的视域逐渐扩张之后，我开始告诉他们在贝雅古屋居住的那些人的情形：那些人从来没有一个人来看他们，也从来没有收过一封信。当我提到那些与敌人合作的人而不再从他们口中听到一连串自以为义的怒言时，我就知道那个人离心理康复的时候不远了。等到有一天他说：“你说到的那些人——我在想，不知道他们想不想吃我们自己种的红萝卜”时，我知道奇迹已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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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继续四处演讲，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卜萨门多的疗养院要靠捐款来维持。另一部分的原因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要听关于碧茜的事迹。我在荷兰各地旅行演讲，又到欧洲其他地方，也去到美国。
但是心灵饥渴最深的乃是德国。德国全国都是满目疮痍，城市变成了瓦砾堆。但更可怕的是，人们的思想与心灵也都成了灰烬。只要越过国界，你便立即感觉到全国上下那种沉重的气氛。
在慕尼黑一个礼拜堂聚会时，我看到了一个人。他就是赖文集中营那间淋浴室门外的守卫，也是自我出狱以来看到的第一个我们从前的狱卒。忽然往事全回复到眼前——满房间龇牙咧嘴讥笑我们的男人，一大堆的衣服，还有碧茜那张痛苦而苍白的脸孔。
当人们陆续离开教堂时，他向我走过来。面露喜色，向我鞠躬。他说：“女士，我对你的信息多么感激。想到正如你所说的，祂把我的罪洗干净了！”
他伸出手来要与我握手。我呢？我曾那么多次向卜萨门多的人们传讲饶恕的需要，如今竟把手放在身旁，不愿与他相握。
忿怒和报复的思想在我里面煎熬，就在这时候，我看出这乃是罪。耶稣基督曾为他而死，难道我还要要求更多吗？主耶稣呵！我求祢饶恕我，也帮助我去饶恕他。
我试着微笑，挣扎着要举起我的手。但我不能，我没有丝毫的感觉，心中一点温暖和仁爱的火花都没有。我再次默祷。耶稣，我不能饶恕他，祢把祢的饶恕赐给我。
当我最后伸出手时，一件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从我的肩膀，沿着我的手臂，通过我的手心，有一股电流似乎从我身上传到他的身上。那时我心中涌起一股对这个陌生人强烈的爱，几乎把我全部淹没。
我这才发觉，医治这世界的能力不系于我们自己的饶恕，也不系于自己的良善。乃系于神自己的饶恕与良善。当祂吩咐我们去爱我们仇敌的时候，跟着这命令而来的便是祂所赐给我们的爱。
那真需要极大量的爱。战后的德国最急需的乃是房子；据说有九百万人无家可归。他们住在瓦砾堆里，或住在只剩下了半边墙的建筑物下，有的则住在如今已废弃不用的军用卡车上。一群教会人士邀我去对一百家住在一间作废的工厂里的家庭演讲。工厂里各家与各家之间只隔着一张床单或毛毡，但这里没有隔声的设备；婴儿的啼哭，收音机的喧哗，家人吵架怒骂的声音处处可闻。我怎能对这些人讲说神的真实性，然后自己却回到城外安静的教会宿舍里去休息呢？不，在我给他们传述信息之前，我必须与他们一同住在一起。
我在那间作废的工厂里，与他们同住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一天一个救济机构的主持人前来看我。他说，他们听见我在荷兰所作助人复原的工作，他们在想——我正要开口告诉他们，我对这样的事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但他的第二句话却令我缄默下来。
他说：“我们找到一个可以作这样工作的地方。那是一个从前的集中营，刚由政府批准使用。”
我们开车到丹士达去看那间集中营。一捆一捆生锈有倒钩的铁丝网仍围绕着这集中营。我慢慢朝灰色营房中间的煤屑路上走去。推开一扇轧轧发声的门，我在一行行金属的床榻中间走着。
然后我开声说：“在每个窗口上要安装一个种花的木箱子。那些铁丝网当然要拆下来。然后我们要油漆，绿色的油漆，鲜艳光彩黄绿色的油漆，好像初春时节百物生长时的那种颜色……”
后记
一九四六年，柯丽和德国信义宗教会主办的一个救济委员会合力将丹士达的集中营改建成收容所，专门收容那些心灵需要更新的人。这间收容所一直维持到一九六○年才被拆卸下来，被生气蓬勃的新德国在那儿盖上新的建筑…
………
专门为接待释放了的囚犯和其他战时受害的人而设的卜萨门多疗养院，一直为此开放至一九五○年。后来那儿也开始收容一班居民中需要休养和调护的人。今天这样的工作仍旧继续下去，不过已有了新的楼宇。病人来自欧洲各地。自一九六七年以后，这间疗养院改由荷兰改革宗教会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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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伟廉因肺结核菌蔓延入脊髓而病逝。他所著最后的一本书是研究旧约中的祭礼。那本书是他站着写成的，因为脊骨的痛楚使他无法坐下来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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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前，伟廉睁开眼睛对文婷说：“很好——吉儿一切都很好。”直到一九五三年家人才肯定地晓得这个二十岁的儿子，是在一九四四年死于柏根碧森的集中营里。今天在喜华森城内有一条街命名“彭吉儿”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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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时的经验，彼得决定把他的音乐天才奉献为神使用。他作了许多灵修歌曲，包括一组为诗篇和箴言而写的乐章。今天彼得、他的妻子和他们的五个孩子，旅行欧洲各地和近东一带，组成一个家庭音乐队，用音乐来传颂神的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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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柯丽联同一队人重访赖文集中营，如今这座营地是在东德境内。他们去的目的是为了纪念碧茜和其他九万六千名死在那里的妇女。在那里，柯丽听到原来自己的开释乃是营中书记犯的一个“错误”所致。一周以后，与她同年龄的所有妇女都被送到煤气室毒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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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柯丽将近八十高龄，但她仍旧奔波跋涉、不辞劳苦地四处旅行，遵照碧茜临终的遗言，要把她们所学得的真理“告诉人们”。她在铁幕内外六十一个国家中工作过，教导过。无论是对谁说话，或是维多利亚湖畔的非洲学生、或是古巴蔗田里的农夫、或对英国监狱里面的囚犯。或是面对乌兹别克（俄中亚境内之一共和国，首府为塔什干）工厂里的工人，她都为他们带来她们在赖文集中营里所学得的真理：耶稣能将失败转变为荣耀。
试将此书应用在你个人生活中
彭柯丽并非是个格外出色的人物，相反的，诚如她自己所说，“是个十分软弱与平凡的人”，因此她在德国集中营内所经历的真理，也应当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但我们如何才能将此书中的教训转变成我们自身的经历呢？事实上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