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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处理他的问题，两次召开会议，周培源、赵九章、贝时璋等人参加了“同行评议”。最终，校党委给他恢复了名誉。
在鱼山路26号大院，我家和束星北教授家楼门，只隔一道木栅栏。越过来就是我家的后院子。1955年5月，我父亲在山东大学被错误地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隔离反省。当年8月，山大校长华岗也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逮捕入狱。学校停发了我父亲的全部工资，母亲领着我们五个孩子，没有一分钱的生活收入。全大院的人都不敢与我家公开往来，怕划不清界限，受到牵连和影响。
9月的一天晚上10时许，束星北教授的二儿子束庆新，那时有十八九岁，钻过木栅栏秘密来到我家。
他说：“我爸爸让我来转告方伯母三句话：方教授不会出大问题，他和胡风没有任何联系，大家都知道是冤枉的；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全家人被遣送到哪里，千万不要绝望，方教授一定能回来；卖书最好先挑文艺类的书卖，家中的《俄华大辞典》、《英汉大辞典》和一些教学参考书，千万不要卖掉，以后方教授回来还要用！”
他说着，从衣袋里拿出30元钱，悄悄地说：“这是我爸爸让我送来的。”
母亲十分感动，但怕连累束教授，万万不肯收。束庆新看到地上有几本稿子，就灵机一动说：“把方伯伯翻译《彼得大帝》用剩的稿纸，拿给我几本，就算我们家买稿纸的钱好了。”这样，母亲才肯把钱收下。
两个惊人的“要求”和特殊的“脑力运动”
1958年，束星北还是没能逃脱厄运，被送到青岛月子口水库强制劳改。3年后，回到青岛被安排到青岛医学院清扫厕所。
作为一位物理科学家，他有两个既惊人又痛心的“要求”：
一个是1964年8月9日给院党委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为了“防止核战争”让祖国“迅速获得足够的核武器”，主动要求协助党和国家，动员在国外自己“熟悉而且有过很好感情的三个人”即学生李政道等人回国，共同研制原子弹。
另一个是在常年的“思想改造”中，他主动提出“通过自己的长期实验，来解决为什么大便经常拉在坑外？大便经常用水冲不掉？水箱经常坏的问题”。希望解决这些问题，至少解决一部分，为人民做一件好事。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公布后举国欢腾。一心想为国贡献自己才智的科学家束星北，却独自躲在家中，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和长时间的哽咽。程开甲看到樊洪业文章中对束星北在1964年听到我国原子弹爆炸时的伤感，进行无端讽刺、挖苦、指责时，这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甚为反感。他说：“束星北对原子弹的感伤是有根据的。他对‘Bohr…Wheeler’一文，讲原子核裂变的，在1943年前经常讨论。他在1941年前对我讲过，‘我们研究击破原子核’。在原子弹未在美国上马前，他已有察觉可以利用裂变的中子轰击。（此前，已有Han…Strass…mall裂变铀的实验。）我们在1942年就在湄潭研究报告Bohr…Wheeler分析铀裂变理论的文章（我作报告）。爱因斯坦在40年代初写信给罗斯福总统也只凭这些。束星北对原子弹是确有想法的，不能无端的斥责束星北的伤心。束星北为人既能深入理论，也触动实际。”
确实，束星北在万分痛心自己，20年代就开始钻研理论物理，今日竟无用武之地！一心想要为国家研制核武器，却对祖国的核武器研究进展及成果一无所知，竟然和普通老百姓一个样！
他的小女儿束美新对父亲有一段感人的回忆：
“1970年7月，青岛医学院被迁到山东省惠民北镇，父母也随着学校去了那里。在这之前，我随丈夫一同下放到聊城一家三线厂子，第一次和父母分开。1971年1月的一天，头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我抱着孩子来到北镇。远远地看见在医学院校门口，一个人正佝偻着身子扫雪，一身黑棉衣棉裤，在雪地里很是显眼。他的身后扫了一条长长的路。我忍着泪水说，爸爸，我和你的外孙来看你来了。父亲看着我和孩子，愣了好一会儿，才大梦初醒似的在棉衣上使劲地搓了搓手，把孩子抱在他的怀里。父亲走在前面，没走几步就把孩子给了我，要过扫帚又折了回去。
这时才发现，路两旁的雪地上，竟是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母亲告诉我，父亲常在他清扫过的学校操场或球场上，用木棍或枝条一个人不停地运算、写字。一次次写满，然后又擦掉，他的大扫帚就是‘黑板擦’。他最害怕自己的脑子长期不用被废掉了，这是他自己发明的脑力运动！”
1974年，束星北被摘掉政治帽子后，抓紧时间搞科学研究。有时，半夜里灵感突然来了，急忙从床上爬起，在似睡非睡中挥笔疾书。第二天早上，亲人看到纸上写满的字，竟然是他夜里写的检讨与自我批判。
1978年，束星北被聘为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教授，可以自主地从事海洋动力学研究了。为了尽快为国家培养高端人才，他希望全国一流水平的专业科研人员，参加他主办的培训班学习。在青岛李村，他每天不顾自己患有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病，带着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给动力海洋学进修班的学员，讲多门培训课程，争分夺秒，惜时如金。
1979年3月9日，在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活动中，《光明日报》以束星北的署名，发表了《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回忆文章。
主动捐献遗体竞未能如愿
1983年10月，束星北在病危期间，对家人说，“我的遗体千万不要火化，火化是浪费，对社会无益。现在青岛医学院的尸体标本非常缺乏。将我的遗骨穿成骨骼标本，供教学使用。”他还说，我70多岁，脑子还像二三十岁那样灵活，可以供解剖研究用。
10月30日凌晨3时，一生命运多舛的束星北教授与世长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由于医学院领导更替，无人顾及束星北捐献的遗体。半年后被人发现时，一代天骄束星北的遗体已经腐烂不堪。后来，被人草草地埋了。1991年，束星北家乡的两位同志，来到医学院征集史料并提出瞻仰遗骸。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把他们带到束星北教授葬身处，竟然是“医学院宿舍一块小运动场地的双杠脚下”。
刘海军说：《束星北档案》问世后，熟知他的一些人（多为他在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学生），想借“档案”越来越为学界关注的契机，给束星北举行一个迁坟仪式，将他1983年埋葬在原青岛医学院操场双杠下的遗骨起出，安葬在青岛名人园他的塑像下面，以悼念追怀先生的英灵。可是跑了些单位，皆无下文。以后，一些人想以民间的形式将这事办了，却发现束星北的墓已经消失了。那次为了联系有关事项，我去了青岛医学院，发现像是闯进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校园里幢幢大楼拔地而起。埋葬束星北遗骨的地方，已盖起了大楼。
当年，束星北逝世后，李政道从美国给师母发来唁函。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吴键雄、周培源、严济慈、卢嘉锡、谈家桢、马大猷、王淦昌等送来花圈、发来唁电。
1995年，青岛市委、市政府为表彰和纪念束星北教授，竖立了一座二米多高的束星北教授全身铜像并铭刻了纪念碑文。在鱼山路26号大院以市政府名义，将束星北故居挂上“文化名人故居”牌匾。束星北的铜像和故居，同在青岛生活过的康有为、闻一多、老舍、沈从文、童第周等文化名人的故居一起，成为青岛市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活动的著名人文景点。
老友王淦昌的评价
束星北教授不愧是天才的物理学家，他的一生壮志未酬。苏步青先生在束星北逝世后写了一首挽诗：
受屈蒙冤二十春，三中而后感恩身。
方期为国挥余力，讵料因疴辞俗尘。
学可济时何坎坷，言堪警世太天真。
缅怀相对论中杰，泪洒秋风不自禁。
曾有人把束星北坎坷多难的一生，归于他刚直不阿、率真求是的性格使然。也有人振聋发聩地提出“天才需要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有一年，束美新到北京出差时，曾专程到父亲的生前老友王淦昌家中看望。她认为父亲为人处事，要有淦昌叔叔的一半就好了。没料到，一向温和、儒雅、父亲一般的老人，脸上出现了怒容。
王淦昌对她说：“你父亲说的，是我们想说没有说的，你父亲做的，是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他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跟我们不一样！”
至于怎么不一样，王淦昌当时没有讲，他对至友的感悟，无人可比。
历时15年写成《束星北档案》一书的作家刘海军说：“束星北用自己悲壮的‘歌唱’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曾经是什么样子，我们曾经失去了什么，今天仍在失去的、放弃的又是什么！”
束星北教授的三儿子束庆星在电话中对我说：“有人认为，我的父亲如不蒙冤或一直在国外，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在我们心中最为重的是。他既是继承传统中华文化的一位学者，又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受益者。他深深热爱生他养他的中华大地和人民，他一生侠肝义胆，嫉恶如仇，他是一位永远受到人民尊重和怀念的爱国的、正直的科学家！”
岁月沉淀着记忆，也许时间会冲淡记忆，但人们不会忘记曾有这样一个人，他的理想和信念，他的人格和情操，他的天才和能力，使千千万万的心灵为之震撼。
（作者为本溪日报社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 李 晨）
郭小川借调到国家体委之后·郭小林
郭小川借调到体委，王猛表示欢迎
文革初期，在造反狂潮席卷之下，国家体委系统成为受害最烈的重灾区之一，因为原国家体委主任贺龙被当成“大土匪、大军阀”打倒，整个系统一片血雨腥风，造反派的“棒子队”全由一帮膀大腰圆的运动员组成，被揪斗者皆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仅中国乒乓球队一个队，在1968年4月至6月两个月多一点时间内，就有曾经闻名全国的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三人相继被迫害致死……1971年2月，被称为“一员猛将”的52岁的王猛被周恩来点将从38军政委任上调来担任国家体委主任。他上任之后，大刀阔斧整顿国家体委，从干校解放大批干部回来工作，并且从各部委借调人员来帮忙，郭小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借来的。
郭小川文革前作为人民日报社记者，因一篇描写中国乒乓球队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取得世界冠军的报告文学《小将们在挑战》与国家乒乓球队员们建立了友谊。虽然因为所谓文革前“执行了周扬的文艺黑线”，在运动初期被原先工作单位中国作家协会的造反派揪了回去，挨了批斗、关了“牛棚”，但1970年6月即获得“解放”。既然毛泽东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郭小川真心以为通过这场“灵魂深处的大革命”的考验，自己已经重新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思想已经升华了（所谓“革命化”了，证据就是甫一解放，干校军宣队就调他去大队搞“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