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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思想则是联结共产党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科学思想之魂。只有真正做到这三位一体，才能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如果工人阶级逐渐丧失当家作主地位和各种生存发展权利，那就意味着共产党的组织系统没有继承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之魂，而且必然会危及到共产党的执政功能（就像通钢“7。24”事件中的相关省市委党组织那样）。当然，在执政的共产党变修之后，工人阶级会从中汲取历史教训，经过较长时期的斗争和革新，必将会再造出具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之魂的共产党来。
劳动人民及其知识分子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推动力
在西方帝国主义统治者和国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知识精英”看来，当拥有现代化武器的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猖狂的侵略战争后，中国必亡，只能节节败退，只有得到英美帝国主义撑腰输血后方可抵挡一气。他们只认得先进武器的作用，见物不见人，根本无视人民群众的自觉能动性，无视正义的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威力。
在日本被迫投降后，他们又以为，只要美国出钱出枪出飞机大炮、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屠杀数百万中国人，就可以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斩尽杀绝，赢得在中国发动反革命内战即事实上对华侵略战争的绝对胜利。当美国傀儡政权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灭亡时，美国资产阶级发言人艾奇逊国务卿，“明确地供认了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这样一种事实”。而且艾奇逊自己还招认，“最近数年的这一场使得几百万中国人丧失生命的大血战，是美国帝国主义有计划地组织成功的。”（毛泽东：《唯心史观的破产》。同上，第1446页。）
正如毛主席所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们总是自己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然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并不善罢罢休，随及又发动了侵朝战争、反攻大陆和10年侵越战争，最后又以美国溃退而告终。随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把和平演变、和平颠覆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政权上升到主要战略手段的高度，企图以经济、技术、文化传媒等方面的优势，打出“民主”、“自由”、“人权”的欺骗伎俩，用发动持久的无硝烟战争的办法来搞垮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手果然大见其效。只是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被搞垮的主要原因并非来自于西方的和平演变，而是在于执政共产党缺乏人民民主监督制约的有效机制，多数高层领导人谈忘了阶级斗争，不愿继续革命，自我蜕变，搞垮了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和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用各种欺骗手段出卖了劳动人民所造成的。
就在蒋介石反动军队大溃败、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公开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同上，第1446页。）。这意味着美国是绝对不会放弃把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的长远战略目标的。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卖国贼、极端反动派被中国人民打倒、搞臭后，美国帝国主义者仍然要下赌注，花大钱来收买当时还属于中国人民内部的、对美国抱有幻想的、偏右的“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建替美国反共反华服务的间谍特务队伍，继续分化、分裂中国人民，司机卷土重来，利用中国右派人士来削弱、瓦解中国的人民政权，从而掀起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侵略与反侵略、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的一场持久的无硝烟战争。
为了充分利用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和艾奇逊给杜鲁门总统的信这两件反面教材来教育中国的广大中间人群，毛主席于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唯心史观的破产》4篇犀利文章，揭露、批判了美国政府的自供状、欺骗伎俩和恶毒图谋，领导全国人民深入开展大讨论，使人民大众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及其各种毒辣手段，大大提高了革命的警惕性，打了一场政治思想上的成功反击战。
在此后28年领导人民执政过程中，毛主席始终把维护人民国家政权和人民当家作主权利、防止人民公仆演变为人民主人的反和平演变斗争，作为一切工作的纲，不断采取各种大见其效的措施，从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跟随苏联东欧的多米诺骨牌而倒下。这是毛主席为中国人民创立的最大功劳之一，也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就是当年的政治挂帅。难道现在就不需要这种政治挂帅了吗？2008年西藏“3。14”事件中3个姑娘烧死5个姑娘，这又是怎样造成的？难道这样惨烈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艾奇逊在信中故意掩盖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深受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引起革命的根本原因，说什么中国革命是由于中国人多地少和受到西方文明“刺激”造成的。艾奇逊还认为共产党只能立国而不能治国，与历代统治者一样解决不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只要美国等西方国家封锁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就会很快垮台。毛主席在文章中彻底驳斥了这种唯心史观的谬论，阐明了唯物史观的要点。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同上，第1424页。）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明的唯物史观的一种集焦性的通俗表述。毛主席还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毛泽东：《唯心史观的破产》。同上，第1449页。）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连汽车、飞机都不能制造的中国，在很短的年代里，不仅能够制造汽车飞机，而且具有综合国际先进水平的万吨水压机、两弹一星等不是也已经被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地造就和升空了吗？不要说当初的5亿人口，即使现在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不是都能吃饱饭了吗？这还不是人间奇迹？
在帝国主义者、剥削阶级统治者及其“精英”们看来，人类的历史就是由他们这些只占人口中极少数的不劳而获的贵族们设计、创造出来的，而占人口中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对历史是毫无贡献的，是只能依赖剥削阶级的恩赐才能养活自己的社会多余者。“89”动乱时跑到美国去的原中国社科院“精英”李泽厚和刘再覆在香港出版的《告别革命》这本书中，不就是这样露骨地表明的吗？
与此相反，唯物史观认为，劳动人民及其知识分子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推动力。在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争得了社会当家作主的地位和相应的权利后，只要党政领导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凡事依靠人民、深入调查研究、事事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取信于民、有福共享、有难同担，真正继承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经过共产党的教育和领导，劳动人民认识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有了革命觉悟之后，就会像孟泰、王崇伦、王进喜、陈永贵、雷锋、焦裕禄、钱学森等等那样，产生强烈持久的社会责任感，充分发挥自觉的革命能动性，形成极大范围的团结协作的巨大力量，创造出一桩又一桩常人难以想象的人间奇迹。
在毛主席领导人民执政的28年间，尽管有失误，然而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国防、外交、社会风气、人们精神面貌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旧中国数百年都未曾有过的令国际友人赞叹的巨大成就。它至今仍然历历在目，谁能抹掉？这28年的史实已经充分证明，赶跑了帝国主义，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之后，劳动人民不但能够自力更生，而且普遍享有就业、就学、就医、就居、劳动保险、养老保险、老弱鳏寡妇幼孤独者均有所依；由于旧中国留下的底子薄，虽然在物质生活水平上与富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在精神生活上却是高胜于资本主义富国的。当时既无内债也无外债，从各个方面讲都为此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尽管当时中国受到资本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两面夹击的军事包围，但是由于当时城乡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便于进行充分的组织动员，又由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军事思想和敌情观念深入人心，不但有比旧中国强大的海陆空正规军，还有令国内外敌对势力最难以对付的强大民兵师，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受到艾奇逊鼓励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和里通外国的行为受到了强有力的抑制，失去蔓延的市场，因而使国内外敌对势力不敢轻举妄动。由此可见，当时国家和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和社会生活上的安全系数显然要比现在大得多。
“鞍钢宪法”是毛主席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中最显着的科学标志之一
明年3月22日，是毛主席批示的“鞍钢宪法”诞生50周年纪念日。我们要深入领会“鞍钢宪法”的科学内涵及其重大历史意义。
中国民主革命具有显着的中国特点，这是众所共知的。中国民主革命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最显着特点。因为旧民主革命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以西方的民主革命思想和建国纲领为旗帜、为榜样的革命。这是极不彻底的、最终必然要被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篡夺、所葬送而导致失败的、严重脱离工农群众的、只能依附于帝国主义的、没有任何光明前途的、少数人的革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国家，存在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三大敌人即三大革命对象。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剥削本性，既受三大敌人的压迫又与三大敌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需要借助三大敌人来扑灭工农大众的革命；急需工农大众帮助反对三大敌人的压迫又非常害怕工农大众起来革命后会革到自己的头上。所以，旧民主主义革命是没有任何出路的。
北伐战争前后，孙中山先生曾经推行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革命。从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目标来看，它与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致的，因此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经有过短暂的革命蓬勃发展年代。但是，二者仍然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其一，根本指导思想上截然不同；其二，由谁掌握革命领导权这个关键点上截然不同；其三，参与革命的骨干和群众的成分、深广程度上截然不同；其四，民主革命是否彻底上截然不同；其五，革命纲领目标上截然不同；其六，革命能否胜利的前途上截然不同。
毛主席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从新中国成立前夕才开始的。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这种探索就已经开始了。最初是在如何看待和领导农民运动的问题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