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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民政府参与这些经济企业,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在整个清
朝时期,很多时候商人被降到次要地位,往往受皇帝的官吏支配和恐吓。在
19世纪末自强运动时期,官吏深深插手经营若干受西方启发创办的经济企
业,即使有些企业表面上为私人所有和管理。在这些企业中,政府的利益和
钱款与领导官员的私人利益和钱款混在一起,无法区分。然而,在军阀时期,
政府和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已经松散。由于政府权能的削弱,私人企业家得
以少有地免于官方的干预和控制。但是,在国民党人至少部分地恢复了政府
权力的时候,政府又开始参与经济。像宋子文和孔祥熙这样的官员,既在职
务上又在私下开始插手经济企业,与李鸿章在90年代的作为并无二致。所
以,国民政府作为企业家的作用日益增长,实际上是再次坚持传统的政治行
为方式。①
① 科尔布:《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35—240页。关于(地质学家翁文灏 领导的)资源委员会的
秘密来历及国民党利用德国军事及工业支持的计划, 见威廉〓C。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中的全面研
究。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59…260页。
中国的新心态,1936—1937年
从1936年秋开始,一种新的乐观情绪及国家统一感弥漫全国。转折点是
南京政权在同年6月至9月平定了两广反叛。两广是公然宣告反对南京统治
的最后两个省;随着两广的失败,中国自1916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统一。而
且,这次平定反叛基本上是和平的,使许多中国人——这时深深厌倦内讧—
—相信南京当局并非只是一些军人,并且相信蒋介石是一位英明能干的政治
家。
形成这种新的国家心态的第二个原因,是蒋介石本人如今似乎已与当时
盛行的抗日情绪一致。而在此之前,蒋介石一贯强调中国太弱和四分五裂,
无法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并且还利用所能调动的一切手段,包括秘密警
察和检查官员,镇压批评他的绥靖政策的人。然而,两广反叛者的抗日姿态
迫使蒋介石在7月13日宣称,中国不会在领土上对日本再度让步,准备作出
“最大牺牲”,全面抗战。虽然蒋介石无疑安排好时机发表这一宣言,以便
解除民众对反叛者的潜在支持,但是,宣言很可能事实上来自蒋介石坚定了
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犯的决心。例如,1936年日本企图在绥远省建立附庸国,
傅作义将军指挥的国民党军坚决抵抗,未让其得逞。同年11月和12月,中
国外交部长张群又毫不畏惧地拒绝了日本一系列的要求,从而显示出国民党
在南京时期从未有过的对抗日本的姿态。无疑,蒋介石仍然希望推迟一般认
为不可避免的对日战争。然而,在民众间,也许还特别在他的军队内,强烈
的爱国情绪促使蒋介石采取从未有过的坚决抗日的姿态。
第三个促成中国新的国民心态的因素,是中国从1931—1932年冬季以来
的经济萧条困扰中解脱了出来。1935年11月,由于白银为外国人收买而大
量外流——从而严重损害公众对法币的信赖——南京政权放弃银本位,改为
管理通货。这一措施使南京政权得以增加钞票发行量以满足财政上的需要;
仅在一年半之内,法币流通增加了两倍以上。其影响是助长了通货膨胀趋势,
从而到1937年中期使农产品价格恢复到了1931年的水平。农场信贷如今也
更容易获得并且利率下降。这样,虽然币制改革引起的通货膨胀是南京财政
专家没有预见到的,并且事实上也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但是,这一改革却启
动了整个经济走上复苏之路。
与1936年和1937年农产品价格上升同时出现的,是几乎20年以来最大
的丰收。由于丰收和高价双喜并临,1936年中国农产品收获值高于1933—
1935年的平均值达45%。随着农村的相对繁荣,农民开始购买1931年以来从
不敢企望的工业品。这对城市经济也是一个新的刺激。
1936年秋的经济好转,连同国家统一的加强和政府的决心抗日,这些都
对国民精神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撒尼尔〓佩弗在
1936年10月报道,“这时,中国人处于自信和爱国的热情之中”。①同样,
中国一家持独立立场的大报《大公报》社论,也在同年12月说,“在最近几
个月内,国人的信心好像又死而复苏了”。②
蒋介石是这种新国民心态的主要政治受益者。在这10年之初,蒋介石被
普遍视为缺乏教养、只追求个人权力的军人。如今他被誉为有远见的领袖,
① 《纽约时报》,1936年10月4日,第25页。
② 《大公报》,1936年12月13,第1张第2版。
只要国家因内乱而四分五裂,他就英明地避免与日本对抗。蒋介石第一次成
为一名颇孚众望和似乎不可缺少的领袖。
然而,南京政权在处于这种新的声望之巅的时候,却因蒋介石于西安被
扣,而突然被投入一场虽为时短暂但从未有过的危机之中。蒋介石虽曾表示
决心抵抗日本的进一步侵犯,但他所惧怕的仍然是共产党人。他确信只要再
进行一次战役,共产党人——在完成长征后驻在陕北,武装人员减到3万—
—可被最终消灭。但是,他派往去进行这一战役的西北剿匪部队拒不执行他
的进军命令。张学良统率的这支部队主要由东北当地人组成,对反共战役缺
乏热情。他们深信,真正的敌人不是他们敬重的真正的爱国者共产党人,而
是侵占他们家乡的日本人。
蒋介石无法从南京推行他的命令,于12月4日乘飞机前往西安,规劝张
学良发动进攻。然而,东北军坚定不移,认为他们应同共产党人一致抗日。
当恳求失败时,东北军在12月12日黎明前制伏了蒋介石的卫队,扣留了自
己的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
蒋介石在西安被软禁两星期。激进的东北军青年军官要求处死蒋介石,
但是,张学良较冷静的意见占上风,他并不谋求除掉蒋介石,而只求改变他
的政策。张学良已达到这一目的的说法从未得到正式承认,虽然现在已很清
楚,蒋介石确曾口头答应停止进攻共产党,并抵抗日本的侵略。最后,在12
月25日,在参与不断商议的共产党代表的同意下,蒋介石获释,乘飞机返回
南京。①
西安事变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创伤性的插曲。公众的反应——表现在蒋
介石被扣时极为痛苦和关心,获释时则是无比的宽慰和高兴——证实了蒋介
石享有广泛的声望,同时也加强了他在政权内部日益增强的独裁权力。虽然
他声言未对扣留他的人作出任何让步,但是,已不再进一步进攻共产党人。
事实上南京与共产党之间导致统一战线形成的谈判不久开始进行。中国人似
乎是10年中的第一次为抵御外侮而把内部争吵放置一边。
① 吴天威:《西安事变:现代中国史的支点》,第142—148页及各处。
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评估
国民党人从在南京建立政府到全国陷入漫长的毁灭性的战争,仅被给予
10年时间。为建立一个全新的全国性政府,为扭转一个半世纪以来殃及国家
的政治分裂和民族耻辱的逆流,10年时间委实太短暂了。即使条件理想,新
政府所能做的也不过只是着手政治、社会及经济改革而已。
尽管有种种对国家不利的条件,在这10年中还是有进步的。到了1937
年中期,中央政府似已稳操政权,从而出现了自1915年以来政治上从未有过
的稳定。经济正在好转;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种种运输及工业计划;货币比以
前更统一了。许多中外观察家认为,国民党人仅用10年就扭转了分裂的浪
潮。例如,美国大使内尔森〓T。约翰逊在1937年4月写道,“观察家……不
会不为中国政府在农业、工业及交通等方面推行经济建设计划的活力而留下
深刻印象”。①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在大约同一时间,特别提到“中国人自己
及全世界对中国前途的信心都在日渐增长,这种信心的基础是最近几年取得
的显著的稳定发展,以及关于政府和私人事务的政治、财政及经济行为都有
改进”。②
然而,产生这一渐增的乐观情绪的条件,很具有近期收获的性质——战
争爆发前出现还不到一年——历史学者若武断地坚持那些条件必然预示该政
权的长期成功和稳定,那将是愚蠢的。例如,经济形势的改善与中国天气难
以预测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也与建立管理通货引起的通货膨胀的趋势所固有
的不稳定性有直接关系。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军事统一也极脆弱,这一点后来
在战争的年代变得非常明显而令人痛心。此外,蒋介石的声望来自他公开声
明的抗日决心,而不是由于这个政权自身的任何根本改革。
换句话说,中国的新心态主要是由表面的,而且可能是短暂的现象造成
的。透过那些表面特点去观察,人们看出即使在南京10年之末,这个政权依
然是国家复兴的一个笨拙的和靠不住的工具。行政官僚机构仍然腐败无能。
政府机关充满因裙带关系而任命的人,他们很少有任职资格,不过让政府机
构充满冗员和谋求私利的人员而已。政府雇员薪俸低,所以工作中贪污盛行。
迟至1936年9月,蒋介石还悲叹官僚机构无能,他说,“如果我们不清除当
前机构的腐败、受贿、敷衍塞责和无知,而代之以建立廉洁、有效的行政,
有朝一日革命会很快起来反对我们,像我们过去反对满清一样”。①
官僚机构中的一些文职领导人是受过教育、有新思想的人。特别是1935
年以来,蒋介石把一批受人敬重的银行家、记者和知识分子如张嘉璈、翁文
灏、吴鼎昌、蒋廷黻招揽到政府中来,这批人一般很有能力,也比较进步。
然而,这批新人对政府的基本政策所能施加的影响很小。而那些事实上控制
政权的人,却很少了解如何妥善处理社会及经济复兴的任务。何廉在1936
年成为蒋介石的一名亲近的政治和经济顾问,他回忆说,“发现位居高层的
人物对正在进行的事多么无知,对国家的实情知道得多么少,而对那些实情
的理论上的基础甚至知道得更少,人们只能感到惊讶”。②这些位居高层的人
① 引自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19页。
② 引自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19页。
① 《北华捷报》, 1936年9月16日,第482页。
② 何廉:《何廉回忆录》,第144页。
们有些是训练有素的技术专家,但是,他们往往几乎只面向城市社会的现代
化部分。因此,他们对农业地区的问题或潜力了解得很少,而农业地区构成
了国家的灵魂。例如,宋子文和孔祥熙是训练有素的金融家和预算专家,但
是,他们从来没有正视这样的问题,如果中国要在运输及工业发展的方案中
发掘出任何动力,该如何动员农业部门的资源——它提供了国民生产总值的
2/3。
军方继续在国民党政权中握有最大权力,并且决定政权优先考虑的事。
因此,无论文职行政官员多么开明,他们也只是军方的工具。军人往往远不
如文职官员世故,而且过问社会及经济重建的问题更要少得多。他们主要以
专制主义和政治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