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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依赖作为整体的政治制度。②
国民党政府在迁都重庆期间，企图调整官僚政治与参与之间的平衡，并
在此过程中使地方政府恢复活力。这就是蒋介石在1939年6月首次提出，并
被大肆吹捧的“新县制”。这个新制度设想的县政府有可靠的地方税基础，
并且有自治的机构，但是可惜，除在战时陪都重庆附近的地区外，它基本上
仍是一纸计划。县财政收入应包括土地税和某些杂税等的指定留成，全部由
县政府自行征收，而不是由省的或中央的代理机构征收。上级政府不再能迫
使县在地方筹款用于省或国家的项目。有了这个可靠的收税基础，县应该能
实施真正的地方自治制度，县议会也就能拥有一些可供调拨的经费。县议会
由镇和乡的代表组成，而镇乡代表不外乎从保甲单位产生，而今保甲则被宣
布为既是“自卫”，也是“自治”的单位。虽然在战时没有希望适当地检验
这个制度，但它却表明，蒋介石很清楚地方政府效能不断下降及其未能博得
民众的支持。①
①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第526页以下。
② 蔡武雄：《江苏省的党政关系，1927—1932年》，《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 1集（1975—1976年），
第85—118页。
①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第176页以下。
乡村建设运动
在政府尽其所能利用20世纪的观念努力控制中国乡村的同时，一些中国
的知识分子也以不同方式从事乡村工作。1927年风行一时的“农民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新东西，乡村进步是晚清维新派关心的一个焦点。
新的因素是某些城市知识分子强烈关注乡村发展。这些知识分子大多受过西
式教育，但对中国乡村生活却没有多少亲身体验。他们研究乡村问题的方法
包括一些政治实验，但是更为典型的是以乡村的教育工作为目标。在这个意
义上，“乡村建设”也具有自由主义的信念，即认为政治制度的变革若不是
建立在思想意识变革的基础上，就毫无意义。乡村建设派也往往认为，在农
民学会了解决他们可怕的经济问题以前，乡村生活的政治结构决不会是健全
的。
乡村建设和几个基本概念有联系。“建设”实际上看起来近似于我们的
“发展”概念，可以认为是传统中国政府的旧“公共工程”陈例的一种现代
化延伸。与此有关联的是“调查”和“实验”的概念；“调查”讲的是有关
城市知识分子通过实地观察，接触乡村情况的越来越流行的做法（《东方杂
志》1927年8月号全部篇幅刊载这类乡村调查报告），“实验”包括教育及
农业推广工作的实地项目，其中有些蜚声于国内外；“示范”大概是对这些
项目的更为适合的说法，因为它们是打算用来作为全国仿效的样板的。
名流连续不断地关心乡村问题，可以在河北定县的历史中看到，定县是
这类最有名的示范点之一。在1900年以后的“新政”改革热情中，翟城镇的
一个望族力图通过教育，改造地方社会——谈不上是乡村名流的新活动，而
是受到爱国心和对通常的新儒家观点彻底怀疑的推动。翟城改革的创始人米
鉴三认为，孔孟之道由于过分强调自我修养，对实际管理强调不足而受到歪
曲。他重新阐述清代初期的某些批判，发现隐藏在朱熹的四书集注——科举
考试的准则中的佛教影响。米鉴三本人乡试不中，遂不许儿子米迪刚参加科
举考试，一家人在家乡致力于经世之学。①
1902—1903年，米鉴三应知县之请，在定县创立新式学校体系。这一体
系超出标准学校模式之外，着重民众识字和公民教育。在1908年后宣传地方
自治运动时，米家自然起了主导作用。翟城不久成为地方改良的有力样板，
重点在于教育、社会习俗（禁吸鸦片，禁止缠足）以及地方治安。米鉴三的
儿子米迪刚留学日本回国后，把加强乡村机构看作是全国复兴的基础。村级
社区的机构（特别在强迫教育和农业信贷方面）足以形成一个乡村社会的新
的基础。②从1924年开始，米迪刚与山东改良派王鸿一合作，在北京成立一
个非正式的会社以推行他们的想法。这个“村治派”终于引起梁漱溟的注意，
梁漱溟接着成为儒家思想导向的乡村建设派的最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已经
看到，米家思想已被阎锡山接收过去作为山西“村治制度”的理论基础。）①
在定县20多年的成功之后，晏阳初选择该县作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
乡村试点所在地是适当的。晏阳初是个受过美国教育的基督教徒，自1922
① 《翟城村志》，第44—47页。甘博：《定县：一个华北农村社区》，第146—165页。查尔斯〓海福德：
《中国的乡村建设：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3年）。
② 米迪刚：《余之中国社会改良主义》，转载于《翟城村志》，第314—328页。
① 艾恺：《最后一位儒家学者》，第145—147页，有关于村治派的可信的介绍。
年以后便在城市平民教育方面很活跃。1926年，定县被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选为其全国事业的中心；1930年，晏阳初本人从北平迁至定县。该会生气勃
勃的识字教育以及晏阳初的国际联系，使翟城和定县成为吸引中外研究乡村
社会的人员的地方。定县的工作主要是在一个拥有约60个村庄和集市镇的
“实验区”。截至1932年，在定县开办的440所“平民学校”中，该会直接
管理的仅为20所（其余的是县政府开办的，或纯粹是地方创办的）。②
晏阳初对中国乡村的观点，集中在发展乡村人的潜力，而不是改造乡村
的组织。在国际权力斗争中，文盲是令人绝望的不利因素，因为“盲人怎能
与有正常视力的人竞争呢？”教育要超出识字范围，救治中国的愚昧、贫穷、
体弱及缺乏公共精神四大病患。平民学校的计划，因此把实际训练与社会道
德课和公民课结合起来。虽然该会对社会不公正的具体问题没有直接批判，
它的言词的论调是平民主义的。最文明的国家是为培养杰出人物兴办教育，
训练资产阶级的子弟；该会的宗旨则是为“废除阶级教育”而办教育。其含
意是，国家的强盛、民主和经济进步，有赖于公众意识的转变。这一任务只
有通过教育，并从社会的底层向上发展才能办到。这样，晏阳初的计划与定
县原先的士绅式的事业精神并无矛盾；并且和米氏家族一样，晏阳初的工作
也得到官府的赞助和保护①
平民主义和官府赞助的结合，也能从平民教育家陶行知的事业中看到。
陶行知是作为约翰〓杜威的再传弟子投身于乡村事业的。他于1915年到1917
年在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学习杜威教育理论，为之倾倒，这正好与他具有的对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信仰吻合。杜威反对“旁观者”的知识论，王阳明坚持正
确的思想与正确的行动同时产生，而不是这一种来自另一种，两者共同给陶
行知爱行动的天性以推动力。在20年代初期，陶行知就深信，不仅学校范围
的教育不能普及到中国民众，而且西方的教育方式也基本上不适于解决中国
的乡村问题。陶行知在积极参与以城市为基础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工作
之后，于1927年同时放弃他的城市教育方向和西式教育方向，在南京郊外的
一个村庄开办了一所师范学校。这所设在晓庄的学校，力图通过使年轻的未
来教师深入农民生活来改造他们。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有所作为的乡村
中小学教师。陶行知以学校作为乡村社会原动力的观点，与翟城乡绅改良派
的思想相去并不甚远。未来的教师作为积极行动者，活跃于生活的各个方面，
包括改造伦理，改进农业和组织地方治安。自卫团在当地240个村庄中组织
起来，农民受到基本军事技术训练。和晏阳初不同，陶行知是不会脸红的乡
土主义者：西方既不是中国改革灵感的可靠源泉，也并不特别吸引人。
陶行知与政治当局的关系是矛盾的，他的乡村实验终于不能获得任何当
权者的有效保护。陶行知和冯玉祥之间有一种隐秘的关系，这位“基督徒将
军”是蒋介石的对手，钦佩并可能帮助晓庄学校的事业。蒋介石本人曾短暂
地对晓庄学校的进展感兴趣，但在1930年下令关闭该校，可能是因为他认为
该校有社会方面激进的可能性。①
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实验，至少得到政治当局的暂时保护，他的实
验依靠基本上是本土的儒家改良主义。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以前是冯玉祥
② 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第112页。
① 同上书，第67—69页。晏阳初的主要外国援助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
① 见最近出版的《陶行知教育文选》；也见载于陶行知：《行知书信集》的320封信。
手下的一位将军）的颇大的授权之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1931年在邹平
县开办。不仅最终有许多县被指定为该院指导下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到1937
年超过70个县），而且有两个县的行政实际上交由该院管理。这样的特殊授
权，在1933年被国民党政府本身加以合法化。国民党政府此举显然是既谋求
控制，也想从当时正在进行的各种乡村建设项目中得利。梁漱溟是指导山东
项目的天才人物，是乡村建设派的最明显的乡土主义者和社会激进分子。他
的激进主义是自觉地反西方的，并以儒家前提为基础。中国必须开拓自己的
通向现代化之路。这条道路可能与接触西方文化所滋长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
利全然无关，而是要利用中国文明所固有的集体主义的和无私的精神。
和陶行知在晓庄办的学校（该校为梁漱溟所景仰）一样，梁漱溟办的研
究院也力图训练一种特殊类型的乡村干部：受过教育的青年人，能忍受农民
的穷困，并能与他们无隔阂地交往。这种类型的人与受过西方教育的晏阳初
截然不同。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中心，无疑是不崇拜中国传统方式的。梁漱溟
的干部…学员主要来自富农或地主家庭，大概对农村的生活方式已有一定的适
应能力。在道德灌输和个人自我修养的方式方面，儒家思想的影响非常显著，
这显示出这所学校日常工作的特点。
邹平的地方组织也与梁漱溟的新传统倾向一致。县以下的行政区划符合
以前存在的“自然”区域，以自然村和明显的集市区域（乡）为模式；废弃
了南京政府法定的较大的、更属人为的区和乡。乡和村级行政实体称为“学
校”，与他们对农民进行教育和推动的途径一致。邹平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促
进了民众参与地方政治，至今不明。不过，乡土主义者强调的重点至少是设
想乡村习惯的改变会很慢，并且认为把外来的新制度，或强制的官僚政治的
形式，强加给农村社会将一事无成。梁漱溟认为，从下层开始的建设要求政
府通过教育和推动农民，慢慢地、不唐突地工作下去。他认为“过多的限制，
过多的主动‘帮助’”，只会有损于社会，实于事无补。民众中如果没有相
应的积极精神，政府机关忙碌而进取，影响所至，对民众只能是额外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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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使彭禹庭——曾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