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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结束。发生了这次叛逆事件以后，蒙古人的攻势重新凶猛起来。
被围困的国都，形势混乱而绝望，1232年夏天爆发的一场传染病更是雪
上加霜。为应付紧要关头之需而贮藏的物品很快告罄，尽管国家无情地强制
征调百姓的粮食，城中却仍为严重的饥馑所苦。一部记载首都被围期间情景
的笔记至今仍存，作者是位曾在金朝做过官的汉族文人，所记之事为他所曾
①
亲历。他的悲惨描述为人们提供了当时政府完全陷于无组织状态的证据。一
边是走马灯似地相互任免、升迁和处决有叛国嫌疑者；而另一边，则令人惊
讶，城市竟然还能固守，女真和汉族的军士们有能力在蒙古与汉人联军的攻
击面前组织起有效的防御。开封的围城之战对于研究军事史的学者来说，也
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双方都运用了火药，即使还不能以投射器将其发射出去
的话，肯定也能靠人工将装填火药的火器投掷出去。开封的守城军士用这些
弹药掷在人和马身上，具有致命的杀伤效果。还有一种据说是由汉族工匠发
明的武器，称为突火枪，以硬黄纸16层叠在一起成筒状，长约60厘米，然
后将柳炭、铁滓、磁末、硫黄、砒霜之类混在一起紧紧填装进去，以绳系在
枪头，军士各带一个小罐，里面藏有火炭，临阵时点燃，火焰可冒出枪端三
米多远，无人敢于接近，到药烧尽时，筒也不会损坏。②
① ＇594＇刘祁：《归潜志》，卷11。该书被埃里希·海涅什译成了德文，见＇163＇ 《两个王朝的灭亡：1232—1233
年和1368—1370 年目击记者的报告》，第7—26 页。
② ＇646＇ 《金史》，卷116，第2548 页；关于火毬或火炮，见 《金史》，卷113，第2495—2496 页。近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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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冬，哀宗决定趁机离开都城。在一大群效忠于他的女真和汉族大臣
扈从之下，哀宗于1233年2月26日抵达河南归德，随后又出走，当年夏天，
亦即1233年的8月3日，哀宗逃到蔡州，将其作为立脚点。首都就这样被丢
给了守城的将士们。其中的西面元帅崔立筹划着投降蒙古，以使首都也使自
己免罹灭顶之灾，因为开封一旦被蒙古人攻陷，结果必然导致一场不分青红
皂白的屠城。崔立将仍然效忠于已经出奔的皇帝的文武官员统统清洗掉，5
月29日，向速不台的军队打开了城门。虽然蒙古军队还是按照“常规”在城
内抢掠，但似乎为时不久，他们就允许城内居民和北人之间进行以物易物的
交易了；城里人把他们仅余的财产、贵重物品和银子都拿出来换取从北方运
来的米和谷物。不过，屠杀事件仍时有发生，五百多名完颜家族的男人被带
出城杀掉。而崔立，他可能曾幻想过在汉蒙联合的统治层中得到一个高位，
却并没能享用到自己的妙算所结的果实，一个被他侮辱过妻子的部将将他暗
杀了。
开封虽然失守，但蒙古人要给金帝国的残余以最后一击，还尚需时日。
哀宗的处境如此绝望，以至他只能遣使到宋，想让宋给他一些粮食。他的使
节向宋指出，蒙古人是最大的危险，金一旦被灭，立刻就轮到宋。当然，宋
朝将领们不仅拒绝给予金朝任何援助，而且继续与蒙古联兵准备攻取金朝最
后的营垒。但即使这样，当1233年12月蒙古军队的进攻开始之后，蔡州这
个小城镇也仍然坚持了一段时间。哀宗曾企图从蔡州出逃，但未获成功。他
将“皇位”让与一位远亲，然后自缢身亡。这位金朝末代皇帝最终于1234
①
年2月9日蒙古军队破城之时死于巷战之中。完颜氏建立的金王朝由此宣告
结束。而宋朝至此也大仇得报。但是正如金朝那个使节所曾警告的那样，他
们因此而相邻的，是一个比女真人更为可怕的对手。
一个朝代的灭亡，总会使中国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津津乐道。他们
总是想以道德的沦丧来解释一个国家的覆亡，这种道德原则的具体化，就是
儒家的伦理。但是对于金朝的灭亡，在这点上却没有多少话好讲。即使是正
统的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忠”这一基本道德一直到金朝的最后阶段也仍
然存在着，虽然也确实有叛徒和投机者，但无论官员和士兵，无论女真人还
是汉人，即使到了最危急的最后关头仍保持忠贞的人数之多是令人惊讶的。
研究，见＇369＇潘吉星： 《火箭的发明》。
① 《金史》中有关蔡州事件的记述，主要得自一个当时的目击者所写的《汝南遗事》，作者王鹗，生卒年
为1190—1273，见＇50＇陈学霖：《〈汝南遗事〉导论：1234 年蒙古包围下的晚金宫廷实录》和＇52＇陈学霖：
《王鹗（1190—127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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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体制
金朝的兴起、衰落和灭亡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们制度沿革的历史联系在
一起的。固有的女真传统，从辽朝继承下来的统治方式以及汉族（宋）的影
响等因素交相作用，构成了金朝的政权和行政体制的复杂的基本特征。在这
个朝代中，引起政治制度进一步变革的，又往往是迫于政治形势的结果。这
些相互作用的因素，使金朝的制度史研究成为一个复杂的领域，以致我们在
这里也仅仅能够勾划出一个粗略的发展轮廓。
从部落会议到汉制的政府
建国前和建国初，女真的政治制度尚处于早期形态，它与高度等级化和
部门化的汉族官僚制度有着很大的区别。下文就是对金建国前女真政治制度
的描述：“无大君长，亦无国名，散居山谷间，自推豪侠为酋长，小者千户，
大者数千。”①
即使在阿骨打及其祖先们已经称霸，并将一度反抗过他们的诸女真部落
都置于自己的统一指挥下之后很久，我们还能找到许多可以追溯到部落时代
的特征，特别是在有关军事的事务上：
自主将至卒皆自驭，无从者。以粟粥燔肉为食，上下无异品。国有
大事，适野环坐，画灰而饮，使人献策，主帅听而择焉，其合者即为将，
任其事。师还，有大会，问有功者，随功高下与之金，举以示众，众以
为薄，复增之。①
这些半平等主义习俗的痕迹是过了很长时间才消失的。在此之前例如阿
骨打就不曾指望大臣们在他面前磕头。而金朝早期的统治者，则根本不知道
在汉族的等级思想中皇帝与臣民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可以明确地
说，金熙宗和海陵王统治时期不断加强的专制不是别的，就是采用汉制的结
果。甚至晚到1197年，当金的国家机构已经完全采用了汉制之后，我们仍然
能够看到模仿古老的部落会议议事方式的奇特现象。在朝廷一次有关是不是
应该对蒙古人发动进攻的讨论中，曾在大臣中运用了投票决定的方式，官方
史家对这次表决结果的忠实记录如下：“议者凡八十四人，言攻者五，守者
四十六，且攻且守者三十三。”②
从另一方面看，只要这个政权的活动范围有所扩大，某种方式的中央控
制便成为必需。这里说的扩大，有时通过外交接触，但最主要的还是通过开
辟新的领土。阿骨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建了可以称作是最初的官制。这些
臣僚，汉文译作“勃极烈”，女真语是bogile。这个词，后来在满语中作beile
（贝勒），专指清代皇族的爵位，满族人将它一直用到20世纪初。bogile
的本意似乎是“头目、酋长”，早在女真开国前就已被使用，因为1113年当
① 《北风扬沙录》，载陶宗仪编《说郛》，1963 年台北版，卷25，24b。
① 《北风扬沙录》卷25，25b。亦见＇597＇ 《大金国志》，卷36，第278—279 页对于早期女真人军事活动的
简短概述。
② ＇646＇ 《金史》，卷10，第2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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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骨打从长兄那里继承王位的时候，就被称为“都勃极烈”。
阿骨打以“都勃极烈”这个头衔，取代了辽朝按惯例赐予他的节度使的
荣誉称号，而“勃极烈”一词也由于为他所用而身价倍增。这个头衔的身价
之高，还有一个事实可证，那就是只有完颜部落中属于皇帝近亲者才可以得
到。1115年，金朝曾立过形形色色的勃极烈，通常在这个头衔之前都冠以
gurun一词（汉文为“国论”），即“国”。居首者是大勃极烈，由推定的
皇位继承人担任，其下的勃极烈有“诸部统帅勃极烈”、“第一勃极烈”、
“第二勃极烈”、“第三勃极烈”和“副勃极烈”等；这些名称都是根据女
真语 （以汉语音译）和汉语意译翻译过来的。
副勃极烈的官阶要低于其他的勃极烈，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多为战争时
临时赐予。从目前所存的名目繁多的勃极烈名称可见，由于作用不同，当时
在勃极烈之间已经有了等级的差别。总的来看，诸部统帅勃极烈是主管政治
事务的首领，而第二、第三勃极烈则是他的左右手。还有一种勃极烈，他的
主要职能是处理外交事务，称为“乙室勃极烈”（这个词的前半部分还无法
解释）。虽然可以将这些差别看作是建立一个特殊化官僚制度的开端 （所有
的勃极烈都有他们的部属），但从严格意义上说，把这些勃极烈当作是官衔
可能是个错误。它们远远更有可能是颁给某个人的一种待遇，因为有的勃极
烈在就职者亡故之后就被取消。勃极烈制度曾有过许多变化，在它的后期阶
段，即使在名称上都能明显见到汉族的影响，所有的勃极烈，在太宗死后不
久 （1134—1135年）就都被废除了。
迄至此时，女真人的统治不仅已达到辽朝故地，还达到了中国北方的大
部分地区，主要是河北和河南。于是如何来统治这样一个由许多不同民族组
成的国家，而这些民族又各自有着不同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便成为他们面临
的一个难题。从数量上说，汉人当然占据了大多数，其中既有原来辽朝的属
民，也有新征服地区的百姓。一开始，女真人是按照契丹辽朝的旧例对他们
进行治理的，契丹制度的明显特征是它的双重性：对于契丹部民和与他们有
关的部落，继续采用固有的部落组织来管理；对于汉人，则仍将他们置于主
要是从唐代沿袭下来的那套汉族的行政体制的管理之下。
金征服了中原之后，便也建立了类似的双重性的制度。女真人被组织在
自己的单位中（猛安谋克，见下节），而对于以汉人为主体的新征服地区，
则于 1137年创建了一个新的行政官署，称作“行台尚书省”。这个官署从
1137年一直存在到1150年，1200年以后又曾作为一种军事上的权宜机构而
重建。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