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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国仁义之师，恪尊公法，与君为仇，非与民为敌，故无取乎多杀。敌军被伤者，为红十字会以医之；其被虏者，待和议成而归之。辽东大饥，中国不之恤，而彼反糜巨金泛粟以救之。且也，摧败中国之军，从不穷追；追亦不过鸣空炮慑之而已。是尤有精义焉。”
……
“中国之兵，固不足以御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则有余。……迨闻牛庄一役，一战而溃，为之奇喜，以为吾民之智，此其猛进乎！”
说出这些惊世骇俗之语的是谁？是那位“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慈禧老佛爷？非也，说出这等“不成熟”言语、而且是在中国真正面临侵略的时代说这番话的，恰恰是被慈禧杀害的爱国志士谭嗣同！
谭嗣同为何这样“不成熟”？另一段话可谓他泣血之心声：
“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夫自西人视之，则早歧为二矣。故俄报有云：‘华人苦到尽头处者，不下数兆。我当灭其朝而救其民。’凡欧美诸国，无不为是言，皆将籍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哉！”
显然，谭嗣同在高度赞誉发达国家国内的“仁义”制度并抨击本国国内的专制时，并没有忽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利益矛盾，也没有在这类矛盾中忽视国人的权益。他对外交领域中列强在价值名义下图己国之私利，也是很清楚的。而他说的一切扬“西”贬“中”不无“过激”之语，其意恰恰在于防止专制暴政使列强得以“将籍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其义尽在警示国民：民主之制“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哉！”
而在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谭嗣同放弃了与康、梁一样出国避难的机会，慷慨赴难，成为为救国、变法流血的第一人。今天人们不会因为康、梁避难日本便指责他们是“投靠外国”的“反动势力”。而宁死不去国、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之成为近代救国志士之典范，就更不待言。相比那些“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的人，谁是真正的民族魂？什么是真正的爱国者，是“成熟”的慈禧还是愤世嫉俗好发“不成熟”之论的谭嗣同，今人难道还会有疑问么？
中国道路：二十世纪的两次选择
——《西方民主史》再版前言
？ 应克复
刚刚逝去的二十世纪，对中国人来说，实在有太多的事情值得省思。
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应当走什么路，在一个世纪中进行了两次历史性的选择。
第一次选择发生在二十年代。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党，效法苏俄，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新的革命。经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于1949年夺得了全国政权。
在革命行将胜利之际，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总结了这次选择的历史正确性。
他写道：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在当时知识分子的眼光中，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很可以救中国。中国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十月革命之后，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之后，更是“一边倒“，一
心一意“走俄国人的路”，效师苏联搞社会主义〔1〕。
毛泽东主政下的社会主义，倒也不是照搬苏联的那一套，如一拨又一拨的“政治运动”就是一大“中国特色”。从“三反五反”、“三大改造”、“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直到“文化大革命”。不过，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所建立的体制，中国与苏联则是一脉相承的，如农田集中，共同耕种；如消灭私人资本，消灭市场，国家作为全社会资产的所有者，进行计划生产和分配；再如，权力高度集中，出现领袖的个人权力驾于党、国家和国家法律之上的个人专制，“个人崇拜”狂潮泛滥不已。到“文革”后期（1976年），国家的经济已濒临崩溃，原先的种种美好承诺——走到反面。“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毛泽东语）。中国向何处走？历史的挑战迫使中国共产党人考虑作出的选择。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的思想在这次重要会议中起了主导性作用。全会之后，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清理历次运动中的错误和错案；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猛烈地冲击了僵化的教条；中国人开始反省过去所走过的路。接着，“文化大革命”被完全否定，刘少奇、彭德怀等大量冤案平反昭雪，人们纷纷议论毛晚年的错误。
1978年的三中全会，是党经历多次深重灾难后的一次醒悟，也是中国发展的一次大转折。24年后的今天，再去思考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应该意识到，这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第二次选择——告别“俄国人的路”——的开端。
1991年，发生了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重大事件。这是这一体制的内在逻辑发展之必然〔2〕。
社会主义祖师爷的不幸结局，对中国共产党人是最严厉的警示。
1992年，年迈的邓公毅然南下，发表重要谈话，力排改革就是“改向”的质疑。不久，中共十四次代表大会宣告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告别“俄国人的路”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历史的进程使我们愈来愈清楚，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第二次选择，就是告别“苏俄模式”，走向世界文明的大舞台。如果要将邓小平的理论作一个概括，那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他不可能引导我们走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但他开辟了这条道路。他是二十世纪中国发展道路作出第二次选择的领头人。这就是邓小平千秋功垂的历史地位。
当今中国的进步（或者说“复兴”），就是一步步地告别苏俄模式，即一步步地融入全球化的潮流。对中国来说，这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困难还是不小。
我们曾否定过西方文明〔3〕，并长期作为讨伐的对象；我们曾闭关锁国，长期与这种文明相隔阂；即使向西方学习，在如何学习问题上，也各执一端，争论不休达一个多世纪。“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就是两种有代表性的意见。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以来，又冒出姓“资”姓“社”叫喊声，阻挡中国吸收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现在，姓“资”姓“社”的论调已被人们看破，失去了传播的市场。
陈乐民先生说了一句富有启迪的话：“中国的近代史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与西方文明的撞击并接受其影响而启其端的。”〔4〕鸦片战争是列强的侵华恶行，却更是中国由中世纪进入近代社会的开端。这早成定论。战争的诱因，若从中方反省，实因清廷夜郎自大，闭关锁国，拒绝参与世贸。此次战争之后，紧锁的天朝国门打开了，西方文明扑面而来，于是有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等等的历史事件，这些都是中国脱离中世纪孽根的西化现象，其进步意义谁也不能否定。有鉴于此，康有为感慨地说：“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5〕而袁世凯称帝、蒋介石“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独裁政治，是抗拒西方文明的铁定的倒行逆施。建国之后，闭关锁国、“全面专政”、“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导致贫困、落后，也是拒斥西方文明对我们的惩罚。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先贤们早有洞见。如冯友兰说，所谓“中西之交”，乃“古今之异”。瞿秋白也明白地说：“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姓“资”姓“社”的诘难也好，“不符合国情的”龃语也罢，面对这些卓识，不知还有什么招数。
现在已是今非昔比。推行市场经济仅仅十年，中国的城乡面貌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巨变，但决不可言“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之类的虚妄之说，对中国的家底我们时时要有清醒的认识。
肇始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新路，其重心限于经济领域。虽然经济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但如果不在这个基础上向前向上推进，那么现代化只化了“一半”，而且是非根本的“一半”。所以邓小平强调：“我们的所有改革最终能否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在于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在于跨进现代民主国家的行列，因为经济的持久繁荣，国家的稳定康宁，人民的自由幸福，文化的推陈出新，都有赖于它。
当然，在政治领域，我们也有了不少的进步。如领导职务终身制业已废除，以法治国深入人心，选举制度在逐步推行，法律体系在快速完善，权力制约在不断加强；民主、法治、人权愈来愈成为普遍的要求，在提高物质生活的同时，人们迫切期待着提高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准。但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未有突破，还基本上在苏俄体制的惯性下运作。邓小平在1980年就指出：“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6〕时至今日，又过去二十二个年头了，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自然更不适应全球化、现代化的潮流了。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改革要有新突破。”突破什么呢？就政治改革而言，关键是要突破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是人民的意愿，历史的必然，虽然艰难，但必须去做。
如果从这样的背景来认识，《西方民主史》的出版和再版，可以说是中国二十世纪第二次历史选择的产物。本书为了解、研究西方民主提供了一个框架性的文本。五四时期倡导的民主非但未能在中国扎根，而且曾遭遇了排斥的命运，只是在经受了浩劫和重挫之后，才又呼唤民主。民主，不是中国的国粹，中国的传统是悠久的专制主义文化。要实行民主，只能向西方国家学习。这并非说，人家的制度是尽善尽美的。邱吉尔说：“没有人以为民主是完美无瑕的。说实在的，倒是有人说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只不过要除掉不断试验过的所有其他一切的政府形式。”（1947年11月11日在下议院讲话）此言的意思是，民主不是完美无瑕的政体，但同其他的政体相比，是最不坏的政体。学习，也不能照搬。西方民主，就美、英、法三国而言，也各不相同，怎么照搬？制度上各有特色，但制度中所体现的原则与价值观又是相通的。比如，都实行参与、竞争、制约、法治的原则，都信奉自由、平等、人权、正义的价值观。所以，建立民主制，必须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