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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4月8日，鲁迅所写《忽然起到的》（之六）一文，对封建复古派鼓吹“保古”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帮同保古”的现象及其用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认为中国“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而况保古”。针对当时中国经济、文化落后，饱受帝国主义侵凌，面临灭种危险的境况，鲁迅指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6〕王文竟将这段话拎出来加以挞伐曰：“生存、温饱、发展与后面所列诸因素，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退一万步讲即使存在因果关系，也不一定非要统统踏倒。”并称“读之恍恍忽忽浮现出红卫兵破四旧的景象”云云，指责鲁迅是“用批判，消灭一条腿走路”。这种颟顸的解读令人哭笑不得。殊不知鲁迅这段话所用复句是假设而非因果关系，且亦当明了“苟有阻碍这前途者”后面所列诸项无疑是指（或象征）小国保守落后的“固有文明”。鲁迅早在1924年4月29日写的《灯下漫笔》一文中，就尖锐地揭露了外国人赞扬中国“固有文明”的实质和乐观的爱国者“欣然色喜”的浅薄以及一些洋奴在外国人面前的媚态，指出外国人称赞中国“固有文明”的用心就是要让我们把中国当作“盛宴”来献给他们，而“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不料如今竟成为王先生指摘鲁迅的口实。
王文指出鲁迅的第二个所谓“败笔”是：“对人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偏激”，鲁迅“所恨之入骨的一些‘敌人’其实远不像鲁迅所想象的那样坏”云云。似乎那些“敌人”的坏是鲁迅所想像出来的。但事实上，在鲁迅的论敌中，有些人的坏已远远超出常人之想像。就以鲁迅所骂过的梁实秋来说吧，论争的起因是由于彼此在文学主张上有分歧，其方式是讨论的、争鸣的和批判的。至于《“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用了完全不同的口气和方式，那是因为梁实秋在答复左翼人士对他的批判时，用了很不光彩的手段，在理论上的反批评外，夹杂了对手为共产党的暗示，譬如他在《新月》第三卷第九期上写道：
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答鲁迅先生》）
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套本领，我们怎么能知道呢？（《资本家的走狗》）
梁实秋在论争中不断暗示对方是“共产党”，“领取苏联津贴”，等等，这就有点心怀叵测了。在三十年代的恐怖时期被称作“共产党”是要杀头的。“梁实秋此举虽非告密，但在客观上起了提醒统治者，并进一步想利用统治者的权力和屠刀来消灭论敌的作用，这才是鲁迅拍案而起、怒不可遏的原因，也正是鲁迅在走狗的称号上再加上一个‘乏’字的用心所在”〔7〕。“现在不明历史的年轻人对鲁迅的全部知识均来自‘文化大革命’时代，在那个年代里鲁迅被权力者渲染得异常可怕，被鲁迅骂过的人都陷入万劫不复之中，比如‘四条汉子’；可是被鲁迅称赞过的人呢？比如胡风、巴金，似乎也没有因此就躲过了对他们的迫害。但这种打鲁迅牌的闹剧产生的严重后果，就是让今天的年轻人以为，凡是被鲁迅骂过的人都有点委屈，都值得同情以至推崇。他们根本就没有了解鲁迅是在怎样困难的背景下才发出这战斗之声的”〔8〕。鲁迅早就说过，他的骂人看似私怨，实为公仇。比如，鲁迅1930年初所写《流氓的变迁》的杂文，据专家讲，那是讽刺新月派或是别的帮闲的文字。而实际上，其概述的是中国流氓变迁的历史。鲁迅将中国的文人归结为“儒”与“侠”，“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到了后来，真正的侠者已死，留下的不过是些取巧的“侠”，而这些“侠”们虽悄悄地靠近权势，却“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奴性也跟着加足”。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帮忙与帮闲。“他骂的是具体的人，但也是老中国的历史，从古代的孔、老、墨、佛，直至当代的圣哲贤人。倘要论鲁迅的偏执，先就要说他对中国历史的偏执”〔9〕。其实，鲁迅对待具体的人，从不完全否定。即使像高长虹那样一味突出个人，排斥一切，精神上有着严重弱点的人，鲁迅对其所代表的狂飙运动在二十世纪中国精神文化史上的功绩还是首肯的，“鲁迅绝不是像尼采那样否定别人的一切，即使是反对自己的人，他也能采取具体的分析态度，取其长而弃其短”〔10〕。鲁迅待人之宽厚如此，何“刻薄”之有？
王文从鲁迅一篇文章中类似遗嘱的东西中摘引四条，归纳为三个“彻底”和一个“弘扬”，说鲁迅“对自己也过于苛刻”，亦即：
四、彻底否认夫妻感情：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
五、彻底否认自己毕生经营的事业：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和美术家。
六、彻底否认关爱、承诺和信赖等基本元素：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弘扬以牙还牙的仇恨：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需要指出的是：王文所引四条遗言中的头一句，是其所加的“评语”而非原文所有，其所引第五条中缺“空头”二字。对于上述之误，《书屋》杂志2002年5月号已作了严肃更正。而王文所加的“评语”非只曲解，几堕于恶趣！
上述所引四条见于鲁迅一篇叫做《死》〔11〕的文章，原文有七条王文只引了四条，原本不是要当作遗嘱来公布的。据冯雪峰回忆，鲁迅《死》的那篇文章中附有七条类似遗嘱的东西，现在是被大家看作真的遗嘱了，但实际上，先生显然不是作为遗嘱来公布的，他写的是已经过去了的病中的感想，而不是给将来准备的。关于第五条，我认为容易给人误会，好像一切文学家和美术家，他都看不起似的。他也同意改一下，后来由他自己想出“空头”两个字来了。他笑着说：“这添得好，只两个字，就将这些人刻画得活灵活现了。”〔12〕
关于第四条，许广平先生在《欣慰的纪念》一书《忘记解》一节中曾写道：“我不敢说忘记了他，他的一言一行，已融和在我的生活里面，占有一个大段时间，在在都受到了影响。”〔13〕通篇找不到任何否定夫妻感情的影子。
鲁迅生前，很见了些挂着文学家（美术家）的招牌到处招摇撞骗的无耻之徒，引起先生深深的厌恶。这第五条非仅是对家属子女的告诫，也可以作为对一切正直青年的警戒。
以当时鲁迅的威望和影响，他身后难保不会发生一些别有用心者（包括国民党当局）对其家属采取诸如封官或利诱的手段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事情，鲁迅先生自然不能不预加防范，这第六条正显示了鲁迅先生对于世事的深刻洞察。
在鲁迅生前，一些“正人君子”们干着损人牙眼的勾当，却装出一副“中庸”的嘴脸，“反对报复，主张宽容”，他们常常是“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谎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14〕。对于这类“正人君子”，鲁迅深恶痛绝之，这第七条正是鲁迅与那些“正人君子”们斗争的经验总结。
王文所指鲁迅第三个“败笔”是“由于相信了不客观的报道，由于涉猎自己所不熟悉的领域，写了一些不那么站得住脚的文章”。在这里，王先生只是甩下一句不负责任的话便“扬长而去”，却没有举出半点证据来加以论述，这很难使人信服。
鲁迅的写作态度十分严谨，他的时评和政论主要以自己亲历的事实为根据，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评论，对那些新闻报道之类，一般很少看也很少作为评论的依据，即使要用，也要经过客观的研究。据许广平先生回忆：“他对写作的修养是很注意的，闲空的大部分都用在看书，更多的是外国书。除了社会科学的书是细细地阅读外，普通杂志，他只是选几篇或一部分看看就完了，国内出版的杂志，不过翻翻就算了，如果没有什么好作品，是不肯浪费许多光阴的。”〔15〕“别人批评他的文章，他看或不看，却是不赞成依照批评而改变自己意志的，骂他的文章，就是寄到手头，他却未必就看，总把他堆在一旁，等到用作材料的时候才去翻它，这时是比较客观地研究了。”〔16〕
鲁迅所写的“关于与人论战的文章，特别改而又改”，“在先生认为：此种文章发表出去，凡可能反响，他都一概计划在内，对方怎么来，他怎么应付，都想得周到，先生许多杂感中的话语，到今日能被一般人认为格言，到处编鲁迅语录，就是先生在那些话上边，用了过多的思考和心血所致”〔17〕。鲁迅对于专门以外的纵谈是特别加以警戒的。1935年，鲁迅在《名人与名言》一文中指出：“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应该分别名人之所以名，是由于那一门，而对于他的专门以外的纵谈，却加以警戒。”〔18〕鲁迅从来没有自以为“无所不通，无所不晓”。王文所谓鲁迅第三个“败笔”者，不知何以为据！大概是为了掩饰其内心的空虚，王文最后写道：“我仅想对发难者说一句话：盲从与恭维是断送，批判是继承与发扬。”为了堵住批评者的嘴，预支了两顶“盲从与恭维”及“断送”的帽子，却将“继承与发扬”的桂冠毫不客气地戴在自己头上。
评论是一种科学，必须从评论对象的客观实际出发，客观事实是怎么回事就怎么说，绝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在当今文坛上，有些人受好名心理的驱使，一味地追求“新奇”，一时之间奇文屡见，怪论迭出。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砭异》中就曾针砭过这种“求异”的风气，他说：“故术异于人，未有不出于自用者也。”“凡异于人者，由于内不足也。自知不足，而又不胜其好名之心”，便只能是“内不足，不得不矜于外；实不至，不得不骛于名”，但如此一来，其结果却是“求异者何尝异人哉？特异于坦荡之君子耳”〔19〕。学界诸君，于此不可不慎！
学术园圃是神圣的，学术花木是娇贵的，她的繁荣需有众多既有深厚学养又富于学理精神的学者们共同浇灌、耘莳，倘若对其不加爱护而任意蹂躏，只能使其凋零、枯萎，而致荒芜，最终变成一片文化沙漠。因此，重振学理精神，就成为新世纪学界的一声殷切的呼唤！
注释：
〔1〕钱碧湘：《鲁迅与尼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转引自《尼采在中国》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64页。
〔2〕〔3〕郜元宝：《鲁迅六讲》，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10月第1版，第156—157、79页。
〔4〕《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194页。
〔5〕〔10〕转引自李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300、7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