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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添了许多麻烦。”例如她的父亲刚出狱时，她常自美国回来探望他，每次都被检查行李，怕她夹带文件。即使她带鸦片，可能他们都不会管，但就是要搜查文件。
雷德全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她要回美国，父亲为她送机，她买了几卷录音带，还没开封，情治人员要求听内容，她说飞机即将起飞，他们却坚持要听，而且教她放心，飞机不会飞走的。他们真的每卷都从头到尾听完。后来她都求父亲不要送机，免得徒惹麻烦。
雷德全没有注意到家里是否被监听，她说其实没有什么可以监听的，因为父亲出狱时年事已高，没什么好做、好谈的。然而她们家的帮佣，一定有人被情治单位买通，他们也是没有办法，不做都不行，被迫定期打小报告，陈述父亲做了什么事，见了哪些人。雷德全无奈地说：“我们也不怪他们，因为当时还是独裁社会，警总的力量非常大，老百姓不敢不听命行事。”
她的父亲过世没几天，监视她家的情治人员就统统撤走了。但是她从国外入境时，还是有专人跟着她，检查行李。实际上对她来说并没什么阻碍，只是觉得麻烦，耽误时间。
雷震的案子发生时，雷德全在美国，但不在城内，还是一位外国同学通知她才知道的。她随后从电视新闻报导得知台湾有位发行人被捕，问是不是她的父亲。她打电话向《纽约时报》查询，《纽约时报》证实是真的。
该案发生不久，雷德全就向《纽约时报》等媒体投书抗议，也到过华盛顿去找美国国务院官员以及批评台湾的美参议员、众议员等，寻求他们的协助。
雷震的另一位女儿雷美琳也回忆了父亲的点点滴滴。她首先谈到父亲与国民党高层的关系。那是在抗战前后，国家用人孔亟，尤其是需要负责任、肯做事、有能力的人，她父亲勇于任事，获高层信任而襄赞中枢，与他同时期的友好如王世杰、胡适、傅斯年、吴铁城等都是君子之交，她父亲最诟病的是结党营私。
雷美琳说，客观地说，当时的大环境是生存于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情况下，父亲行事风格一向是求好心切，蒋介石当然信任有加，多次委以重任，在那一段非常时期是没有矛盾存在的。
从大陆败退来台，蒋介石复行视事。自朝鲜战争发生后，台湾局势趋于稳定，蒋介石之后就忘记了大陆失败的教训，故态复萌，积极培植私人干部，保送小蒋继承其大位；而她父亲一心办理刊物，督促台湾当局改造，依然直话直说，与蒋父子扞格日深，渐行渐远，再也没有回头过。
至于她的父亲与非国民党人士的交往情形，她回忆说，《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刊伊始，即获海内外各方好评，她的父亲曾建议当局重用本省籍人才，并检举国民党选举舞弊事端，杂志社经常有人来拜会、来鼓励、来建议、来发牢骚，不一而足，每届选举，更是忙上加忙，电话不停。
国民党的老朋友避讳与他往来，因此旧友新交皆属民、青两党人士，或为无党无派者。1960年他们常相聚会，并已讨论组党，到处开会，所到之处，均有地方人士捐助，记得唐荣铁工厂也捐过10万元，但随后遭到报复，差点关闭。
雷美琳也谈到获知父亲被捕时的心境。她表示，事实上她的父亲被捕前不久，她刚踏入社会，第一天去大龙峒台北市立启聪学校教书，就是她的父亲陪她去见陈校长的。后来她换工作到彰银上班，她的父亲总是利用中午来看她，当时他们谈的都是有关《自由中国》刊物种种，以及新党筹组情形，那时已是公开的秘密。
雷美琳说：“我担忧父亲劳累过度，每次碰到傅正，我总是拜托他多看顾父亲一点。父亲和我的聊天中，我们早已达成共识，他迟早要去坐牢，只是没有意识到事态的发展，除了他整整坐满十年黑牢外，出狱后依然受到严密监控，直到他去世为止。”她认为父亲被捕主要的原因是蒋介石要扶植蒋经国，要为蒋经国扫除一切异己，而阻止新党成立，扼杀《自由中国》等刊物所有的改造言论和建议，就成为威权体制当时唯一的手段。
8 雷震案阴影之下的雷家
雷震狱中时期（1960—1970）的生活，是其子女们永难忘怀的记忆。
十年牢狱，让雷震错过了见证子女的成长，使他无法在她们身边指点人生道路，敦促她们努力向上，只能透过一封封家书，传递他对妻儿的关切与情感。《雷震家书》包含雷震狱中家书和雷震的家居照片，呈现了他许多不为人知的生活画面及其作为人夫、人父的生命景观。
女儿们回忆，父亲狱中生活非常有规律，读书、写作之外，有时还通过养鱼来自我消遣，在他有限的空间里散步或做其他运动，可说是十年如一日。记忆中，他头一年自看守所移送至新店军人监狱后，由于不习惯，有一短暂时期的情绪不稳定；再者于1970年出狱前夕，因他写的回忆录原稿遭狱方强行收去，他曾强烈抗议、不欲出狱外，以他急性子和好动的个性来说，均可说是相当平静。
他在狱中受苦的日子中，仍然关心周遭的人，这是他个性仁厚的地方。子女们请何孝基大夫去牢里探视他的病痛，他也请何大夫为一位士官看病，并彻底治愈了那位士官的宿疾，事隔多年，子女们已忘记那位士官的名字了。
雷震在狱中写信给家人及子女，狱方也有规定不能多写，此外他与胡适的通信是经过特许的。总之，子女们对狱方当年种种设限和当年会客时的监视监听不以为然。
她们的父亲出狱后仍遭情治单位监视，当时与陶百川时有互动，此外还有王新衡、王世杰。那时国民党方面已成立一个雷案善后五人小组，成员计有安全局长周中峰、警总副总司令王杰、“监委”酆景福、保安处长吴彰烱，五人小组的召集人似为王新衡（蒋经国的留俄同学）。以上所提陶百川、王新衡也是她们父亲的老朋友了，1950年她们的父亲访问香港时，陶、王两人时亦滞港。
她们的父亲甫出狱后即遭受24小时严密监控，家人不堪其扰。记得有一天，她们的父亲参与婚宴回来得早一点，夜里8点多钟返家休息，那晚他从后门进来，监视他的特务没有注意到，直到半夜过后，特务们急了，会同派出所警察来敲大门，半夜三更也惊醒了左邻右舍，雷美琳回忆说：“佣人老陈只好将父亲从熟睡中叫起来，特务验明无误，方始离去。”
她们的父亲出狱后与民主运动人士交往不像以前方便了，出狱后虽与郭雨新的互动甚勤，但不再有入狱前那样的见面式的联系了，因为双方均遭严密监控。在她们的印象中，仅限于过年过节互赠礼物、传达书信等相互关怀之联络情事，且多半都是由女儿居中传达，在记忆中都是由郭宅的后门进出，以避监视者之耳目。
当时在松江路寓所与许信良的会晤是透过陈菊安排的。1978年10月，施明德与艾琳达的婚礼在中国大饭店举办，雷震应邀证婚。那晚的司仪是陈鼓应，事后他告诉女儿当晚党外精英全员到齐，他们对雷震一致推崇，情绪高昂。由于雷震与成舍我的友谊，雷震介绍了不少人去世界新专（现为世新大学）执教或就职，印象中有王晓波、张化民、胡虚一等，记忆中好像成舍我有求必应、照单全收。
她们的父亲晚年对政治环境的看法很乐观。
对于世界局势，他认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都在逐渐转变中；对于岛内的知识分子，他期许应将目光放远，抛弃明哲保身或随波逐流之想法。他回顾在军权统治、一党专政下，为了贯彻自己的理想，从狭窄的国民党政治圈中跳出来，争取言论自由，展开反对党运动。
他所表现的胆识、气魄、风骨，在面临巨变的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角色，他亲口告诉女儿：“历史会还我清白，也将证明我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对于台湾民主发展，他抱持乐观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旧时代的残尾，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启端，他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新的因素出现。
雷震案对其家庭及对其子女一生的为人处世，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雷案发生后，其子女受到直接和间接的打压，谋生不易，但由于她们的父亲一生宽厚待人，加以平生行谊获得普遍赞誉与同情，家人亦感同身受，子女们对父亲所作所为尊敬而爱戴，父亲从事民主运动期间，家人深受恐惧与煎熬。每当子女们想起以前的种种，总像从噩梦中醒来，而不会因年代的久远而遗忘。
她们回忆，1960年9月4日，雷震遭警备总部军特人员逮捕，在此项非法行动之前，好多父执辈的朋友，其中包括父亲的长官或旧属，都或明或暗地一再向父亲或家人提出过警示。雷美琳回忆说：“事实上在父亲出事前两年，有关逮捕父亲的风闻即不断传出，每逢父亲出门，母亲总是一再叮咛要注意行人车辆，安全第一。”“我们身为子女，看到较往常更显得忙碌的父亲，除了担忧之外，真的不知道要为他老人家做些什么。”
那一段时期（1958下半年至1960年9月）居家附近所显示的迹象和征候，早已使她们感到与往昔迥异。隔着竹篱笆的巷子里，总是有人透过隙缝向家里窥视。她家（新店广明路174号）就在巷口第一家，临街就是广明路，有家小杂货店就在巷口街边，她们出入都会经过这家小店，也经常照顾他们的生意，尤其是她的奶妈，是她将雷震的大小女儿带大的。奶妈是一位慈祥的妇人，几乎三天两头去买一些家里缺少的日用品，她告诉孙女们，店里现在每天都有生人来往徘徊，并向杂货店老板打听家里的情况；他们有时也直接问奶妈有关她们父亲的种种，“态度并不友善，似乎也没有什么顾忌”。
雷德全回忆，她的父亲通常午餐后，习惯小睡片刻，有一天他告诉她说，今天无法休息了，吃过饭后他要到台中开会，不想被特务跟踪；平常他在台北的活动不大考虑特务盯梢的问题，情势上也难以避免。她和大妹雷美莉商量，决定从邻居的大门出去，带着父亲绕过后山走到七张。
由于她家与隔壁冯家有小门相通，所以雷震顺利地回避了特务的监视，绕到了后面巷子，穿过文山中学的操场，花了两个小时，走荒径小道，才到七张。她们在七张车站送父亲搭上公路局的班车后，雷德全才和雷美莉踏着轻快的步子，从大路踱回家。经过杂货店时，那些特务们都傻了眼，竟然问她们什么时候出去的。“我和妹妹没有理会，只是开怀大笑，好像完成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雷德全得意地说。
有一阵子，报章上常有军车肇事新闻发生，子女们又开始为父亲的安全忧虑了，“但绝不是我们的过虑或敏感，因为稍早以前有一个父亲的老友已提出预警，要父亲改变一下一贯固定的路线行径，因为他知道父亲平时行程的路线都是一样的”。
雷震吃过了饭，小睡一会儿之后，即走向新店公路局车站，总是在台大站下车，然后顺着新生南路走到和平东路的自由中国杂志社。雷震的老友所得到的预警是情治单位打算制造假车祸，以军车撞击他。雷震却不相信有这种恶劣的阴谋，依然我行我素，不以为然。“但妈妈、我和妹妹已决定每天陪他去社里上班，我们一齐乘车，一齐在路上行走，让父亲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