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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我素，不以为然。“但妈妈、我和妹妹已决定每天陪他去社里上班，我们一齐乘车，一齐在路上行走，让父亲在中间。走了两天，他终于含泪答应我们不再在路上步行了。”他说，不愿意看到妻女为他受罪，或是忧心。
身为政治案件受难者家属的心路历程是坎坷的！
雷震系狱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反对党”与“叛台者”同义。1970年雷震出狱后，大环境依然没有什么改变，威权体制下高压依旧，身为雷案家属，均被列入管制之列，“我家里的电话均受到监听，外子在海军经历遭到限制，提前退伍，但昔日袍泽并未断了联络”，雷美琳说道。所以外子常警告他的同学说：“不要在电话上发牢骚，我家的电话是24小时录音的。”那一段时期，雷震了解她们遭受牵连的遭遇，便鼓励她们离开台湾，他说：“趁孩子还小，你们还年轻，为了下一代，你们应向外发展。”她们姊妹们在父亲的激励下积极办理了离台手续。
去台多年而心系老父，返台探亲却有着太多的不愉快经历。
1978年初，雷美琳在其父亲寄来的贺年卡中赫然发现一句：“何时回来看我？”当时她就潸然泪下，立即以电话通知最小的弟弟雷天洪，约他一同回台探望父亲。然而，两个儿子因中学课程甚紧，外子也因工作关系终究未能同行，“但他们都知道我念父情切，祝我有一个愉快的探亲行程”。
但这一趟返台探亲的行程，并不是十分顺利愉快。当飞机降落时，她和弟弟雷天洪兴奋之情难以形容，终于可以看到阔别五年的父亲了。“我们的高兴似乎太早了一点，当我们走向入境的窗口时，噩运就从那时开始。”
只见那位小姐接过她们的证件检查后，看了她一眼，一句话也没有说，立即站起来匆匆向走廊上另外一道门走进去，不久后由门内走出一大群男男女女，男的着灰色条纹西装，女的则着一式窄裙，男士们带弟弟去一间房内检查，女士们则带领她和女儿去另一间屋内检查。
那是一种很详细的全身检查，衣服也要脱掉，连小孩子也不例外，他们个个态度恶劣，她七岁的女儿哪里见过此类情景，吓得哭了，“我感到非常难过与生气，为什么我要受这样的侮辱，连人的尊严都没有”。
但他们拿了行李出海关时，又发生了难以想象的状况。那个年代美国的Ponds面霜和牙膏都算是珍品，苹果也是昂贵的，可是她带的这些物品却受到不可思议的待遇，还是那一批人，继续在检查，他们竟然把牙膏盒打开，将牙膏挤些出来；把好好的Ponds面霜盖子扭开，用手指往里面搯着；一箱苹果中他们还会挑几个出来，用刀破成两半。
这些拿着鸡毛当令箭的特务匪夷所思的行为，被她后面一位美国旅客看见了，立即抗议，并递给她一张名片，对她和雷天洪说：“如果你们要控诉他们，我会为你们作证人。”这些特务在外国人面前丢人现眼，严重伤害了自己同胞的尊严，自然也令台湾蒙羞。
她们在重新整理行李的时候，一位海关人员走过来对她说：“雷小姐！我感到抱歉，但我要告诉妳，他们并不是属于海关的人员。”她当即向他致谢，表示理解。但二十五个年头过去了，当年的小女孩早已是一个成熟的妇人，她的女儿受了那次惊吓，再也没有想到要回去看看。她没有想到，更不会理解，以她当年七岁的年纪，竟也会遭遇到政治犯家属的对待。
自1974年底离开台湾，三年后第一次回台即遭受了那样的屈辱，连七岁的小孩也没有放过。的确是令人感慨万千。亲情、友情，何处是归程？
1978年11月，她又接到父亲因病住院执行手术的消息，当即会同弟弟雷天洪驱车南下，与洛杉矶两个妹妹同赴台北探视，再次受到了年初飞回台北时的不公正待遇，粗暴的翻箱倒柜或检查依旧。但在说词上稍为客气了点，也是男女分别检查，她们姐弟4人，分在两个房间内。
当她问检查人员：“全机约400人，为什么只检查我们4人？”特务回答也妙：“每班飞机抽查4人，两位外籍旅客，两位台湾人，以示公允。”面对这批上行下效的小人物，她也再懒得问下去，只对弟弟雷天洪说：“那才怪了！我们两个拿台湾旅行证件，美莉、美梅拿美国护照，怎么这样巧！”
1979年3月初，她的父亲手术后病危，她们姐弟分别从旧金山、洛杉矶赶回台北，下机后，检查依旧，只是这次她没有带皮包，随身证件机票放在大衣的口袋里，检查她的那位女士问她：“雷小姐，你的皮包呢？”她没好气地回她一句：“规定女人一定要带皮包？”这时飞机上乘客已走了一大半，那位女士随即又加上一句话：“小姐，老实告诉你，你的皮包内有重要文件，已托头等舱的乘客朋友带出去了。”雷美琳顿时为之语塞，愣在当场。事实上因这次旅程仓促，为求简便，她在装箱时候随手将那只较大的皮包放进去了。
以上是雷美琳在1978年至1979年间三次回台时的机场奇遇，即可反映出当时的高压气氛及台湾情治人员的水平。
2001年2月26日，雷震的子女雷德宁、雷德全拜会陈水扁，陈水扁立刻作出回应，指示有关单位成立项目小组来处理。第二天，陈水扁前往历史档案馆视察，并公开挑出两份雷震案的档案宣读，这是雷震案的官方档案首度正式公开。
受命调查的有关方面立即组成“雷震先生现存资料调查项目小组”，随后访谈49位军方相关人员，清查约108000余卷档案资料，搜集到雷震部分日记复印件、回忆录与雷震案的公文。有关方面于5月18日以3个月时间完成调查，移交历史档案馆，14卷档案，1500多页的数据于6月8日完成移转作业。
历史档案馆成立编辑小组，编选了3册雷震档案，第一册是《“国防部”档案选辑》，第二册是《雷震狱中手稿》，第三册是辅以其他重要的官方档案，如“监院”调查过程、雷震于狱中的会客报告与言行纪录等。
雷震的文稿包含日记、回忆录与书函，都不是原稿，且大都是断简残篇，原因是这些文稿经狱政管理人员审查，认为有重大不当的言论，加以照相翻拍，遭查扣的数据部分还留下红色的眉批，也正因为遭到查扣，才得幸免被焚。
在过去公布的雷震史料中，雷震对蒋介石与蒋经国并没有明显的批评，但在历史档案馆整理出的文稿中，却显示雷震对蒋介石与蒋经国都有强烈的不满。历史学家陈仪深指出，这部分的资料的确与过去对雷震的印象有所不同。
雷震在狱中多次写信给蒋介石，提出取消造成“个人偶像”的无意义的幼稚举动，指自己入狱是国民党干涉司法所造成，许多制度都是因人而设，不应是永久制度。
雷震对蒋经国也有严苛的批评。他向蒋介石提出，未经台湾有关主管部门通过的防务会议，置于领导人之下，下面则是特务机构，负责人则是蒋经国，负政治责任的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竟不能过问情报机关的工作是不合理的。又如“青年救国团”以蒋介石为团长，以蒋经国为主任，以蒋介石诞辰为该团成立日期，很明显是脱离了现代作风。
在雷震的回忆录中提到，南京政府搞到这样的四分五裂，国民党弄到这样的分崩离析，真不懂是什么道理，究竟什么人应该肩负这个责任，“我想，蒋介石是罪魁祸首”。
雷震对蒋介石破坏体制，续任台湾领导人相当不以为然。他写道，蒋介石的违规连任，其代价是巨大的，其结果是悲惨的，除了支付民意代表巨额待遇增加人民负担外，还背上一个“毁‘宪’”的罪名，蒋介石一向是唯我独尊、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他说的话，尽管不全是，也没有人敢顶回去，更没有人敢加以驳斥，完全一副“朕即‘国家’”的嘴脸。
台湾政治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纪念殷海光先生学术基金会董事长顾忠华谈起台湾的民主体制，他说，首先应该回到历史的脉络，尤其从“现代性”在台湾的发展过程，来检视这一页“沧桑”。笔者曾经划分过台湾“现代性”的不同时期，其实台湾人的悲哀是一直到现在，台湾民主体制的现实框架基本上还是受制于“他者”的“幽灵”，也就是从来没有一个完全以台湾本身需求出发的民主理念曾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实行过。
相对来说，《自由中国》杂志和雷震所代表的，是想让有关基本规定在台湾的运作经验，作为一项检验民主人权理念能否行得通的试金石，因此对于国民党的政治作为有着严厉的批判，可以说是在“国民党即台湾”之外另辟蹊径，开启一条通往与普世价值更能接轨的民主发展道路。
可惜此一尝试在1960年雷震入狱、《自由中国》杂志停刊后彻底失败，徒留遗憾。我们永远不知道，如果雷震当时组党成功，台湾在近五十年前便落实了民主化，今天的台湾会是什么样子？说不定困扰台湾的统独、族群等问题，早就在民主的架构下，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由于雷震及《自由中国》的成员，主要不是如执政当局完全以“外来统治者”的思维来将有关规定“工具化”，而是在乎民主精神能否真正落实，因此甚早便指出有关基本规定套用在台湾，会明显发生种种不适应的现象。
1957年10月16日的《自由中国》社论，即以“小地盘、大机构”为题，批评国民党当局“相对于实际统辖的地区和实际应做的工作而言，其机构不仅过于庞大……不仅是人力、物力的浪费，而且也妨害行政效率；不仅妨害行政效率，而且也破坏‘中央’与地方的权限”。
这样的批判，可说是揭穿“国王新衣”的良心言论，也是立基于“真实”之上的论述，任何头脑清楚的人都能够察觉到台湾的民主体制与现实状况严重脱节，因为“现在国民党政府所实际统治的省份只有一个，而其行政部门不仅仍保持祖国大陆时期统辖35省、12个直辖市的规模，而且还有增加，这显然过于庞大”。
也是这种“说真话”的坚持，使得雷震及《自由中国》的成员愈来愈不容于当道，终至遭遇无情的整肃。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人们对于“真实”的认识，应是脱离不了“社会存在”的制约，但是一套强势的“意识形态”却常包装了特定阶级的利益，进而扭曲了一般人对于真实状况的认知，等于受到统治者的催眠或洗脑，产生了虚幻的想象。相对于官方意识形态，雷震和《自由中国》杂志很早便直接面对“社会存在”的真相，并期待台湾的民主体制能够符合这个唯一的真实现状，而不是空喊“反攻大陆”，实际上一切只为了巩固政权而不择手段。时至今天，在“转型正义”迟迟无法全面开展的形格势禁下，台湾“社会存在”的许多真实面依旧隐而不彰，旧体制的意识形态更是盘踞在媒体的头上，狂妄嚣张，愈让人怀念雷震和《自由中国》成员的道德勇气和真知灼见。
雷震的民主体制改革的主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毕竟在时空环境的更易下，台湾民主体制面临的实际问题需要当代人运用自己的智慧来加以解决。但是雷震和《自由中国》在艰困的环境中，能够突破意识形态的迷雾，建立自己的主体认知并付诸行动，这也是后人最应该景仰及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