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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缺少的条件，同时，也是紧迫的战备活动的结果。
'八？二八'命令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反响。1969年 9月12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原载《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题为《举行军事情报传达会议中国的核设施对苏联的攻击保持戒备》。报道中说：'中国共产党的军官和民政官员正在接到通过要他们预防苏联将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场'必然的'袭击。北京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一个命令，授权军队对'无政府主义者'、'反革命分子'和'颠覆分子'加强镇压措施。在广东会议上，干部们把由毛泽东认可，从9月1日起生效的这个命令说成是实际上是一个'动员令'，其目的在于加强'祖国的防御'。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干部们敦促参加会议的军官和官员对士兵和老百姓进行教育，使他们知道战争已迫在眉睫。'报告表示不解的是：'这里的专家们同样不清楚的是，中国人谈论马上就要打仗，是用来推动它过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计划，还是真正害怕战争而提出这种严密的计划。'
日本《东京新闻》于1969年11月23日也发表了题为《中国发布'八？二八'命令，加强边境地区的备战》的消息，以及题为《同苏联的紧张状态历历在目，对边境地区的武斗感到危机》的评论。评论中说：''八？二八'命令的八项内容，直接间接都同准备打仗有关，由此可见中国同苏联的关系是多么地紧张。在这种对付苏联和对付美国的准备也即备战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东北、内蒙、新疆、云南等边境地区，问题特别多，据说各派之间不断发生武斗。针对边境地区的混乱，发布'八？二八'命令的目的，似乎是要严惩首恶，确保军民纪律，从而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和解放军的支持下，突破国内外的严重局势。'
中国的这种大规模的战备活动虽然完全是防御性的，但它却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全球的战略态势。对于一个高度戒备、充分动员起来的大国来说，任何突然袭击都是难以奏效的。积极的战略防御成为避免战争，走向缓和的重要文件。
“副主席第一号令”
“副主席第一号令”
1969年 9月11日，应苏联方面的要求，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讨论了两国关系中的紧迫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苏联方面表达了缓和边界的愿望。双方协定，同年10月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谈判。
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继续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作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时间可能在国庆节，也可能是在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同时，亦即利用和谈掩护大规模突然袭击。
1969年 9月30日，林彪视察北京南苑机场。当晚，他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阎仲川等人开会，布置紧急战备疏散问题。林彪命令当晚立即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防止敌空军机降，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之伞兵。
10月中上旬，为防止大规模突然袭击，中央负责人及一些老同志陆续疏散离京。军委办事组撤到北京西郊办公。
1969年10月初，林彪由空军司令吴法宪、北京部队司令郑维山、副总参谋长阎仲川等陪同，乘飞机到山西、河北等地视察、看地形。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为'紧急备战'疏散飞抵苏州市。此时，他既没有认真研究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更没有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过高地估计了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10月18日，亦即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前两天，他背着党中央、毛泽东，要秘书给在京的黄永胜发出'六条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当晚，黄永胜即布置阎仲川向全军传达。阎仲川随即以'林副主度第一个号令'由'前指'下达全军。全军立即进入紧急状态，或进入前沿工事或紧急疏散。19日至20日，许多大中城市也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正处于临战状态，战备运动进入高潮。中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的严重关注，与中国接壤的一些国家也相应进入了戒备状态。
全民备战
全民备战
中苏边界谈判以后，两国关系有所缓和，立即爆发战争的迹象逐渐减少。这时，虽然有些部队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但总的来说，全国全军的备战活动已开始缓慢地从那种大战在即、一触即发的状态向常备型状态恢复。尽管转变已经缓慢地开始，但直到1969年底，战备气氛仍然很浓，其程度远远超过了1969年9月以前和1970年以后。在当时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的日常工作中，战备工作被当成带动其他各项工作的'纲'。
1969年11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要考虑到全局。一切工作都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战略思想出发，用这个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这就是全局观念没有全局观念的工作，就是单纯业务观点'。1969年10月下旬，广东省革委会第十二次常委扩大会确定，要以战备为中心部署今冬明春各项工作。1969年11月中旬，长春市革委会举行城市斗、批、改工作会议，决定从准备打仗出发，以经得起战争考验为标准，认真搞好全市今冬明春斗批改工作。1969年12月 7日召开的黑龙江省革委会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以战备工作为重点，讨论落实1970年斗、批、改及工农业生产新跃进问题。
当时，中央对战备工作采取了一种'内紧外松'的方针。紧张的国际形势，大规模紧迫的战备活动在公开的宣传报道中几乎没有反映，尽管战备工作一度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但报纸和广播的基本内容却是'革命大批判'、'活学活用'、'教育革命'、'五？七干校'、'整党建党'以及工家业生产等项工作，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从1969年10月至1969年底，各地战备工作的重点已普遍从平息武斗、铲平山头、加强团结、批判无政府主义等转到战备教育、战备动员、战备训练、战备组织、物资储备、人口疏散等方面。具体内容有：
（1） 战备动员、教育。这是战备工作的思想基础，一直被放在各项战备工作的首位。例如湖南省在'八？二八'命令下达后，立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战备教育工作。全省农村举办了各种类型的以战备教育为中心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广泛的'革命大批判'，利用电影、幻灯、图片、漫画、墙报、文艺宣传等形式，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据报道，通过这一系列战备教育活动，加强了战备观念，促进了斗、批、改运动和工农业的发展。天津某厂革委会自九大以来，'结合国内外形势，针对职工的活思想'，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战争的一系列论述，并采用讲形势、摆敌情、声讨批判、忆苦控诉、敌情展览、战备落实、讲用会等形式，对全厂职工进行战备教育。通过学习，职工们进一步认清了敌人的侵华罪行，明确了我们必须立足于打；同时认识到，搞好本职工作，就是对敌人的有力回击。在中苏谈判开始时，全厂 167名职工主动把被褥搬到厂里，日夜守卫在机器旁，突击生产军工产品。
（2） 按战时要求组织指挥机关。青海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在11月上旬决定，将省革委会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约占百分之十几的人到新的指挥机关；一部分约占百分之二十几的人留在西宁，坚持工作；另一部分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人到新指挥机关的周围做群众工作和负责面上的工作。湖南省革委会组成了三线，成立了第一指挥所、第二指挥所和本队。中苏谈判时，革委会机关的一、二线人员都背起背包分别进入第一、二指挥所，本队则进行了就地疏散隐蔽。
（3） 疏散城市人口、物资。这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战备活动之一。1969年10月中下旬至年底，一批设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春、郑州等大中城市的高等学校被外迁，一些高等学校被裁并，一批高等学校以办'五？七'干校、试验农场、分校、进行教育革命实践等名义，在农村建议'战备疏散点'，将大批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下放农村。与此同时，大批中等专业学校被裁并，教师和干部被下放。青海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在1969年11月8日关于战备问题的讨论中，决定将被撤销的 18个厅局的2500多人，除搞专案的人集中起来到省办'五？七'干校边劳动边办公外，其余的一部分担任中、小学教员或充实到各级革委会中，一部分人组成宣传队到各州、县协助当地革委会工作，另一部分到'五？七'干校或'五？七'农场劳动；对老弱病残不能坚持工作者，动员其回原籍，按当地工资标准发工资。对职工家属，能回原籍的一律回原籍，路费可报销，户口带与不带听其自愿，无原籍可回的则安置到省革委会的家属基地去。对城市居民，应尽可能动员去农村牧区。对省市监狱的劳改犯均转移到州、县一级，已服刑期满的刑事犯则遣返原籍。会议还议定粮食、档案、商品等物资 ，除保证日常供应外，扩大州、县的库存，档案资料凡重要者，一律转移。
这次战备疏散不仅给国家财力、物力造成很大浪费，也使广大知识分子、城市居民的生活、工作受到很大冲击。
（4） 修建地下防空工事。修建防空工事的工作，早已在进行。'八？二八'命令下达及中央防空领导小组成立后，进度明显加快，例如，截止12中旬，湖南全省主要城市已挖好的防空工事（防空洞、壕等）可容纳160多万人，而这些城镇共有280万人。其中株洲市的防空设施可容纳人数占总人数的 92％。省革委会要求城镇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防空位子。福建省南安县地处晋江中游的某公社，在村道口、大路道口、大路旁到处挖了战壕、坑道和单人掩体，交通要道旁有能攻能守的阵地，房屋里有枪眼，制高点和暗道直通到指挥作战的堡垒。此外，还有专门储粮、存放战略物资和耕牛的地窖，这些设施还作了防水、防毒、防塌的准备，一些地道也从村里发展到村外、田野、山头，从一家一户发展到户户相通、岗哨相通。县城里的地道，也按疏散区为单位开始挖，计划将各区的地道连接起来，构成地道网，达到能打能防，能在地上打，也能在地下打，使敌人寸步难行。
（5） 狠抓民兵工作三落实。这是当时各级革委会普遍重视的一项工作。黑龙江省把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生以及街道居民都以民兵的组织形式组织起来，实现全民皆兵，有的地方是按生产、工作或居住单位，把群众分别组成战斗队（基干民兵）、支前队（普通民兵）后勤队（有孩子的妇女和老人）和儿童团，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福建省南安县在搞好清队的基础上，结合整党整顿了民兵组织。到1969年12月中旬，全县已经组织起两个民兵独立团（其中一个团战时归军分区直接指挥），共5200人。此外，还培训了民兵骨干 425名，轻机枪射手45名，全县以民兵为骨干组织了一支拥有万人，840副担架的支前队伍，还有六个公社组织了500多人的自行车战备运输队。
除此之外，各地的战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