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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之称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位高权重，炙手可热，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说法。饶漱石（1903—1975，江西临川人）则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主管组织人事、劳动工资。
毛泽东一向非常欣赏倚重高岗，对主持中央日常党政工作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则有所不满，屡加批评。高岗与刘少奇积不相能；而资历较浅的饶漱石之所以能在新四军和华东地区扶摇直上，除他本人的才能和努力外，亦得力于刘少奇的器重和提拔。这番，高、饶两人戏剧性地联起手来，兴风作浪。
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薄一波因为新税制等问题受到严厉批评。高岗“批薄射刘”，矛头直指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一时间，弄得刘灰头灰脸，狼狈不堪，相当被动，地位几乎不保。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安子文（长期在中央组织部门工作，时任中组部第一副部长）私拟了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拿去向高岗征求意见。这份名单，不仅未经中央授权，而且据说居然“有薄（一波）无林（彪）”！高岗趁机发难，激起轩然大波，军队高干与从事白区地下工作出身的高干之间的矛盾趋于公开化、白热化。饶漱石对“胆大妄为”的安子文极为不满，并认为刘少奇偏袒安，与他为难。饶与刘关系急剧恶化，客观上对高岗起了策应作用。
高岗喜出望外，认为“吾道不孤”，见猎心喜食指大动，猛批刘少奇之余，矛锋又兼及名为总理实际当时仅分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刘、周忍无可忍，联手反击。浓烟滚滚难解难分之际，斜刺里忽然杀出陈云、邓小平两员大将，表态坚决拥刘，维护党内安定团结。形势突然逆转，扑朔迷离。
身在杭州休养的仲裁者毛泽东担心造成党的分裂，想保持某种平衡，于是致信给在北京主持准备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刘少奇，一再强调指出：“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同时要求高岗、刘少奇各自作一份自我批评。毛各打五十大板，似乎想一碗水端平，可谓煞费苦心。
毛泽东没有出席七届四中全会。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周恩来并没严格遵照毛的指示行事，而是抓住这个空隙，借机发力，将高饶的问题无限上纲上线，批倒斗臭，让毛面对一个未必符合其本心的既成事实。毛心里肯定相当恼火，但一时却也有苦难言，高饶只得成为牺牲品。高岗愤而自杀，饶漱石则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成为阶下囚。向来对刘少奇有意见、以敢作敢为著称的陶铸，文革初期一度骤升至中央第四号人物的高位，却不敢向刘开炮，相当程度上就是汲取了高岗的教训，看到“曹营之事，真是难办”，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势力树大根深，盘根错节，担心打虎不死，反被虎伤。
高饶事件是中共历史上的一大不幸。它开了建国后党内斗争一个灾难性的先河，也为后来陆续发生的许多事件埋下了前因。
毛泽东曾经意味深长地说：伸手岂止高饶！
高饶事件最大的赢家并非刘少奇，而是邓小平。刘只是保住了既有权位，而本来只是在政务院分管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的邓则几乎接任了高、饶二人在党内所有重要职务，一鸣惊人。邓小平就此与本来渊源甚浅的刘少奇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高饶事件的定性报告，亦为小平所作。在八大，邓更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进入核心领导层。
军方两大巨头彭德怀、林彪，都与高岗有过成功而愉快的合作经历，对高麻子的才能和魄力非常欣赏。桀骜不驯、目中无人的高岗，除了在毛泽东面前心悦诚服外，唯独对林彪敬服有加。高岗曾对邓小平说：“我在林总直接领导下工作过，林总是个天才的统帅，无论政治水平、军事水平，还是思想水平、领导水平，都是第一流的，绝对非凡。三大战役，林总有两个，率领四野从中国的最北边打到最南边，了不起啊！哦，当然，你小平同志也有个淮海战役嘛。”邓小平当时回答：“我哪能跟林总比。淮海也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刘伯承、陈毅他们。”
林、邓两人，本来就有瑜亮情结。以林彪的性格和为人，他肯定同情高岗，而不会对高饶事件前后邓的做法有好感。这一切，都是耐人寻味的。
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范斯莱克说：“对中国上层领导人的行为，我们好像是站在一个舞台前，幕布只是升起来了一点点，我们只能看到一些脚在舞台上移动，却看不到也听不到其它部分。”
2。八大
八大确立了中共权力新格局。毛泽东下了几手闲子。
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如日中天的毛泽东未得全票：他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了林彪。
这绝对非同寻常。中共高层还有谁蒙受过最高领袖如此不世荣宠？
毛泽东的用意，林彪和局外人各自的感受，不难推想
。
3。八届五中全会
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大领袖之一。这是林彪在党内地位第一次超迈实际上的军队领袖彭德怀，也是他被后起之秀邓小平一度超越后再度反超领先。
在此前后，林彪还是以休养为主，没做多少实际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枉驾屈尊，多次亲自到苏州等林彪的休养地前往看望，并亲书条幅“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相赠——这是曹操杰作《龟虽寿》中的名句。主席对元帅惟一的批评是说他“有暮气”，要求他振作起来，多做工作。诚可谓关怀备至，期望殷切。毛泽东一再说，希望林彪能多活20年，因为他有马列主义。
1。庐山会议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庐山，中国首屈一指的风景文化名山，却是中共党和军队的不祥之地：彭德怀和林彪，先后两任国防部长，排名第二、第三的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代表，时隔十余年，先后在庐山遭遇不测。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翻船。作为救兵中途被毛泽东急召上山的林彪一定很矛盾：一边是功勋卓著、刚直敢言、多年并肩作战、相处甚得、感情深厚的老战友，一边是亦师亦友、对自己有着深厚知遇之恩的共和国缔造者。最终，他选择了支持毛，但决不对彭无中生有落井下石。有人说林批彭调门儿怎么怎么高，是不符合事实的。谓予不信，不妨参看贺龙、罗瑞卿、肖华、苏振华等将帅的发言，比较一下即可。林曾这样暗自发泄对毛整倒彭的不满：“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林彪一向是现实主义者，很少大脑发热，对人对事极有主见，清醒冷静，从不盲信盲从，即便对待毛泽东也是如此——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但在当时的环境与氛围下，哪怕你众醉独醒，又能如何呢？邓小平后来也说过：“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那么，养帅超过千日，又是为了什么？
林彪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913之后，这居然也成为他的一条罪状。在当时，这难道不是众望所归吗？舍林其谁？到底是林彪自己念念在兹还是主席对他亟需倚重，一步步将他推上前台的呢？
5。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领导干部，军队有关负责干部，重要企业干部，共7118人，因此又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是中共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针对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加以总结，以便清理和纠正左倾错误，统一全党认识，进一步落实“巩固、充实、调整、提高”的工作方针。毛泽东号召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1958年开始“大跃进”运动以来，“天灾人祸”接二连三。三年多的连续失误，导致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出现了严重困难，群众怨声载道，党内也议论纷纷。中共领导集体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务实派抬头，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主导下，开始调整政策，总结教训，纠正错误。截至1961年底，农业形势开始好转，工业也停止滑坡，国民经济逐步恢复正常发展。刘少奇声誉鹊起，在党内外的威望空前高涨。
1月27日，刘少奇作了书面主题报告。这份报告由刘少奇专门组织了一个多达21人的委员会负责起草，“层次很高”。刘没有照本宣科，而是从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集中统一和党的作风这四个方面，作了更深入、更具体的临场发挥和补充说明。刘少奇冲破了毛泽东把缺点错误与成绩总是说成“三七开”的框框，强调大跃进以来面临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暗示毛泽东对此应负主要领导责任。大会气氛热烈，会期一再延长。
这次大会的主基调显然不符合毛泽东的意图，刘少奇为首的一班人搞出来的报告更让毛泽东如坐针毡。毛开始反击，表态说这份报告只看到现象，缺少分析，没看到本质，要求重新起草，当场给刘等人一个难堪。
关键时刻，林彪出场了。
1月29日下午，林彪讲了关于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两个问题。他的讲话与众不同，迥异于当时的大会主旋律。他说：
“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些。”
“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
“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
林彪的讲话，扭转了大会的方向，帮助毛泽东脱危解困。毛泽东虽然作了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但是极左思想的根子并未触动，当然更谈不上从体制的角度予以制约、预防。刘少奇后来重新搞出来的报告，实际上已大大后退。
毛泽东喜不自禁，带头鼓掌表示欢迎。会后，又让田家英等人对这个讲话作了若干文字上的整理，并且批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毛还当面质问当时与少奇同志走得较近的罗瑞卿大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林总的报告，罗长子你写得出来吗？罗如实回答：写不出来。毛一箭双雕、不无调侃地说：你当然写不出来了。
一些学者对林彪的发言颇致诟病，认为他言不由衷，进行政治投机，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的正确作为。这样说有一定道理。那么，林彪讲话的背景和真实想法又是什么呢？
军队代表与地方干部对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看法不同，责任有别。